中秋明月

八月十五的明月, 特別在是一種偶然的相遇, 也一般在一種宿命的安排... 
就樣說, 是由於過去在台灣的日子, 習慣了每晚對著月亮, 由月缺看到月圓, 然後又等到月缺, 我知道也跟縱著月亮的變化...而香港的明月, 只到了這個日子, 我才會記抬頭看看, 喔這是明月

反「新界東北」之與原居民對談：原居民與非居民的假對立

「撤」, 不但是撤回政府的規劃, 更是撤回種種盲目的發展觀

從上水火車站遊行至政府搞的草地諮詢會場途中，在遊行隊伍，有原居民作糾察外，反對政府「新界東北深港城規劃」的人其實挺多元，有學生組織，有一家大小的城市人，有基層一點的「救贖香港」組織，也有政黨組織的人來支持。

進入會場後，「撤！」的反對聲音此起彼落，光看用上衣的顏色就可以辨別出支持和反對者（白色衫）。在會場裡，我與幾個穿藍衫上水鄉的大叔聊了起來（藍衫的是村公所幹部，而黃衫的是普通村民），他們的立場是支持政府的規劃方案同時反對政府在他們的圍村旁擴建原本的污水處理廠。與他們討論完，就有位記者就問我，「見你唔似其他人咁佢地大聲對罵，反而同佢地有講有笑，咁你有冇覺得同佢地傾完之後有唔同到呢？」我就實話實說，之前聽原居民的意見都是來自「祠堂強」的，而剛剛的原居民他們也說「祠堂強」不代表他們。和他們討論完，我發現，支持規劃的原居民與反對規劃的非原居民之間的所謂「對立」其實有很多可以arguable、cooperative的空間，只是需要點時間和機會磨合。

這文章是記述了當天我和藍衫大叔（他姓廖的，下稱廖生）還有一位黃衫女生的對話，希望可以讓反對東北規劃運動的參與者了解一下原居民的立場和當中的想法，看看有沒有方法和可以說服他們，就算不用吸納他們反對陣營，至少也能消除當中的對立。同時，這種假對立不止於原居民與非原居民，它更是整個運動如何動員港人來破除舊有香港發展迷思的挑戰。

1.      地少人（越）多論

問廖生為什麼支持方案，他說因為這個規劃能滿足港人的住屋需求，廖生強調「家」對港人重要，香港的面對的問題正是地少人多，而且人口越來越多，而這個規劃正好騰空大片土地來蓋樓，這樣市民可買些較便宜的房屋。其實我們早給政府洗腦了，我說其實政府隱瞞了差不多2000千公頃的空置官地，其實可能用一半就可以取代這個重新規劃一個衛星城市的人口和樓宇需求，只是政府不願意；如果說人口，其實我們都不清楚政府所想的人口政策，因為政府根本沒有做，如果我們面對的真是人口增長，那麼增長的會那部分人？基層？中產？還是長者？那時的人口結構是怎樣？人口老化會更嚴重嗎？這些問題其實廖生（或者我）都不太了解，但我們似乎深信「為了應付人口增長那當然蓋越來樓越來，不管蓋的是什麼類型的樓房」這種洗腦思維？

廖生也認為市區官方也是個好主意，但同時也要做這個東北規劃，因為在countryside的城市可減低市中心的人口密度。

2.      衛星城市的迷思

我們的政府尤愛創造性的計劃，例如他們說保護自然於是先剷走原來的濕地再在旁邊蓋一個人工濕地。一個在一片泥土上像大爆炸般爆出來的衛星城市，其實很多基本的生活配套也要重新，例如醫院、學校、社區中心、街市、街邊小店，有些可以蓋出來，但有些是蓋不出來的，你看看政府在天水圍的規劃就知道了。我接著問廖生我們有必要在這裡再建多個衛星城市嗎？他以在New York等大城市的外國生活經驗告訴我，人家外國的衛星城市全是建在countryside，道理就是為了減低市心中的人口密度，因為「人越多的地方就越亂」。我回應他說有理論家證明了人口高密度的地方反而治安較為安全，一來是因為多警察巡邏，二來是因為不同的人整天在街道上走來走去同時起著監察的作用。至於人口流動，我說就算在New York，只有有錢的人才會移到countryside，而基層的市民是會不斷流入市中心住，在香港就算不是住，日常的人流（工作和吃喝玩樂）移向市中心也不會減少，那為何不在市區蓋平價私樓和居屋、公屋呢？廖生回應說政府規劃的新市鎮是長遠來看的，以前沙田、將軍澳也是新市鎮，你看現在發展好多。我心想這種「好不好，要建了才知道」思維真是糖衣毒藥，吃了很難解毒。

3.      支持但無視土地農業

說到我不同意政府的規劃，除了沒必要蓋個衛星城市外，我們應該保護本土的農業。原來廖生說他現在做是肥料的，他很婉惜政府對土地農業甚少，也希望搞好本土農業。他再補充，如果被收地人的想繼續種田的，其實政府會安排另一片地來讓他們種田的。其實農夫又豈是一份工作，我說農夫種田其實更是種生活方式，因為他們的生活建基於家與農田，還有和廖生這些圍村人珍重的鄰舍關係；我不知道賣肥料的他是不是知道定還是hea我，一塊持續地耕作的農土，除了比較肥沃外，更重要的經長年累月的使用後農夫能掌握了農地的屬性和該種的作物。他鬆容地答我，以他的觀察非原居民中耕田的其實不多，當中有不是「租仔」（即租客）。他再說近幾年很多租仔租房住，他估計他們知道政府要收地，才刻意搬進來博取「上樓」和賠償的。

其實他並沒有回應我保護農業的問題，這樣反而模糊了非原居民的多樣性，以非原居民士當中有人想貪心拿賠償的可能，來醜化和指罵反對規劃的人。

4.      原居民世襲的「祠堂」v.s.非居民租來的「家」

雖然廖生他們的原居民村在規劃中得以保留，但我就好奇一問「拆祠堂論」。我問他：「如果政府要拆你們的圍村、拆你們的祠堂，你會怎樣？」他立即登大雙眼說「仲使問，我同佢死過呀！」我再問他，其實在場的反對聲音中好像是要求「不遷不拆」的，他們好像也視租住的地方為他們的家，其實和廖生他們一樣呀！而廖生只好無奈地說，他們不是業主和地方，地方要賣，他們也沒有權say no。

雖然法律很難爭議看似非黑即白的東西，但如果現在討論的是新界東北規劃、甚至香港政府對於城市發展的意識形態時，那就不可以用市場自由交易土地這個原因來合理政府的新界東北規劃。在收地賣地的程序上退後一步看，整個規劃由政府負責，而為何政府不是整成個地區連根拔起反而是刻意避過原居民村落，計劃剷起在地圖上有非原居民村落和農田來作建設？當中涉及的是鄉議會和原居民的政治特權，沒有這樣權勢的非居民，任由地產商用各種可恥的威迫餌透來收地也沒人幫助。

5.      上水人低密度生活的泡沫危機

廖生拿著用了百多年的銅鑼，指著不遠處說要回祠堂，問我有沒有興趣去看看，我說還想看看，於是他就走了。旁邊來了一位黃衫上水鄉讀副學士的女生（稱她廖小姐），我就乘機問她怎樣看最近上水的水貨客件事。在上水長大的廖小姐，同樣喜歡這裡的人口和樓宇的低密度。雖然廖小姐體諒跨境學童的家長頻密在上水租房，但人流和店舖也改變了很多，越來越多人在上水你來我往讓她覺得不再舒適。於是我再問廖小姐，政府這個所謂的「低密度」規劃，必定大大增加上水的人口和樓宇的密度。說到這裡，廖小姐沒有用「不同看法」來回應我了，只說在香港很難有低密度生活的消極回應。

6.      地產商收地的願者上吊，還是威迫餌透？

在這次規劃的反對與支持的爭議中，這算在場諮詢會中，有一個利益團體潛藏著，那就是在新界東北一直囤積荒地的地產商。就到地產商，廖生提醒我，叫我們這些學生小心被地產商和租客所利用來拉高政府的賠償；首先，政府很可能會用提高賠償的招數來轉移大眾對東北不遷不拆運動的理解，甚至又醜化為貪心。可是，整個運動要求的是不遷不拆，目的就是撤回政府的規劃，就算政府提高賠償（這是地產商最高興的），也不是這場運動要求的。

廖小姐說，收地是市場的自由買賣，是願者上釣的交易，就算沒有政府這個大型規劃，地產商也會收地。地產商一直用田生式的爛子收地方式來迫走租戶、欺騙老人家簽賣地契、不停滋擾不願賣地和搬走的居民，我問她這樣叫「願者上吊？還是威迫餌透？」沒有政府這個規劃，地產商定不會在不毛之地大肆收地，這種發展模式是自由市場？還是地產商Ｘ政府Ｘ中央這種超級利益聯盟的陰謀？

最後，這次對與原居民的聊天其實不太完整，因為還沒有聊到「港堔融合城」的規劃目的，而這點對於吸納原居民來反對由中央決定的割讓港地，比處理以上六點爭議來得容易。這場反新界東北港深融合規劃運動已提升到港人港事的層次，相信很快就會變成全港人對政府這種偏向中港融合、官商勾結的發展方向的價值判斷之爭，而問題就是能引起有多少人關心這個議題。地少人多論、衛星城市的的發展趨勢、犬儒地理解土地農業、原居民世襲的「祠堂」優越於非居民租來的「家」、政府與地產商的官商勾結，以上幾種「廖生」、「廖小姐」的廖氏意識形態，不論有否涉及到自身利益，其實不多不少暗示著一部分港人同樣持著這些城市發展的迷思和價值觀。可是，以上幾種真是一種無法消除的對立嗎？還是一種由政府和親中媒體製造出來的假對立？在政府刻意對大眾說謊不認中港融合目的，而在媒體上刻意製造「住屋需求vs不遷不拆」（第一點）這種假對立來令大眾以為拆村就能解決香港住屋需要。自保留菜園村和反高鐵運動時已經對戰過的發展觀，只是現在不是「中環價值」，已被「西環價值」取代了，而且來得更凶狠。真正對立的，其實就利益。我們要面對的，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利益聯盟：政府X地產商X中央。

那位記者一再問我經了解後立場有沒有改變的問題，我也一再回答她，我說了這麼多（我大致已淺談了以上幾點）你還問我立場會不會改變？我反而覺得如果政府再這樣下去的話，原居民的支持立場可能會改變。訪問完後我問她是那間報社，她說：「其實你都聽過，大公報」，那刻我完全明了她為什麼一直問我立場有沒有改變之類。糟糕的是，她拍下了那個大叔拍我博頭的照片，不要立這樣的存照呀拜託。

我們要求撤回規劃, 因為滅村就等於滅家

更多關於「新界東北」爭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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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一體化殺到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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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居民圍政總反新界東北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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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2012/09/23)頭版：六成住宅地留建丁屋　5000人諮詢會爆衝突　陳茂波漏口風
http://news.sina.com.hk/news/2/1/1/2778925/1.html

寫在9月10日的抽離

睡過頭，縱使今天是開學但我沒有回學校
看了一眼8點多的鬧鐘，決定不起來，
只想閉上眼睛，我現在很軟弱想逃避醒來後的失望...
2點起來，決定好好用今天處理好開學前的瑣碎事，由台灣回來後就置放左一旁懶理
在地鐵裡、巴士裡、茶餐廳裡，看到大家又回到日常的生活狀態了
受舊中學校友會的想策動罷課的召喚，我回到那間中學，一踏進校門就見到對一直很疼我的吳老師，我們的對望，這像舊情人一樣，她說我不再是以前的足球小將了。回到這個場地，好像回到了逃難所一樣，一個永遠可讓我天真和放肆的地方
而我的思緒，也差不多平靜完了


日常生活，永遠是最真實的生命方式
過了反國教的一個星期, 過了拉票到點票的一個星期
再激動的集會、再希冀的選舉、再熱血的組織...
整個星期裡，心情起伏不定，事情像過山車一樣，床上似眠未眠
經過這一切狂歡的儀式後，生活很快就回來找我了
我好像完全擱置了我的生活，或說是，我好想擱置了日常生活這個戰場的想像力
才致不能承受和梳理後政總和後選舉的失落和混沌
而且我開始了解，只有日常生活這個場域，才是我現時想努力的戰場


今天的心情很平靜，但偶然也很激動
平靜，是我選擇不到百萬大道上幫手，也沒有回嶺南幫手吹雞911
或說，我對他們來說是個逃兵，我也有此種逃兵的感覺
我是個很容易受感動和受熱情沖昏頭腦的人，
而我現在選擇一種抽離的方式來梳理一下我該如何面對迎面而來的
可是，我想像力實在太好了
不消一會，我就開始想像一條「巷戰」或社區組織的路線，
同時，社會運動，總不能抽空一個行動者的處境，無論你是大專生、家長、老街坊，還是一個中學生，我不想用公民這個身份去消除彼此的非常真實的差異
這也是組織公民社會時要留意的差異性
這個學期或半年，對我的社區參與來說的確是個限制
也當考慮到我這個處情時，我對前面的戰場的角色才更多清晰
很快，心就燃燒起來，事情總要由自己做起
我想做一個名叫「嶺南學堂」的社區空間，作一個漂流教室
而很快地，我還找到了可以一起辦的同學
我們只有兩個人，不理前路如何，只想天真地幹下去！

Some reading notes on "Space"

Henri Lefebrve and Pierre Bourdieu, wrote about the role of space in shaping society and culture. Most notable are their argument that space shoud be viewed as an active froce in constructing social identity, rather than as a passive backdrop against which social interactions were played out.(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Lefebrv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ourdieu's concept of "habitus" highlights how certain places became 'labelled' and ultimately understood according specific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rends(Bourdieu, Theory of Practice, p.72).

從保釣到反日：由那些年的使命引發一種非官方、錯置的民族主義

差不到每年必上的保釣戲碼：對於保釣人士被日方拘留／被驅趕，中方對日方的行為表示強烈遣責並重申釣魚台是屬於中國領土的「口頭」聲明。以往也甚得香港人支持的保釣行動，但這次開始有一些市民指責這些保釣人士和內地反日遊行的人為「大中國主義」、「賣港賊」、「被中共洗腦」等等，其實以近年香港反共(中國共產黨)情緒越來越高漲的情況下來理解，也不難怪！ 保釣甚至反日遊行，無可否認的是離不開民族主義的行動框架，可是能否被理解成馴服於中共的國族主義，那就有商確的空間。其實，我不否認在保釣上演一場民族主義的戲碼有被官方干預的可能，例如在放鬆官方對香港保釣船和內地反日遊行的限制，不過這種官方主導的分析卻無助我們理解民族主義的經驗性和它的歷史引力。

民族主義實在是一個很吊詭的東西。它看似民粹，但它呼喚的民族團結卻能瞬間模糊政治上左與右的對立──本港的保釣人士被日本當局釋放後回到香港機場時，它能令長毛(激進民主派)和阿牛(保釣人士、常到中聯辦示威的社運人士)等人竟能和劉夢雄等一些親中老左派笑笑口的擠在同一個電視畫面中高呼「維護釣魚台主權」、「釣魚台是中國的土地」。與此同時，在內地民族主義在看似受官方操縱，但它卻能輕易擺脫官方嚴密監控的「維穩」秩序──內地多個城市連日發生反日大遊行，聽聞遊行人士甚至破壞在路上看到的日本車子。本文旨在讓大家看清楚這種被保釣引發的民族主義的複雜，不至被誤讀成「賣港」和「被洗腦」，下文將會由在承載著強烈民族主義的保釣運動說起，以及在中共的政權下它如何形成一種對非官方的情感認同等。最後，如果給那些希望保釣的人，提出一個維擁中國領土完整的批判性行動策略。

那些年的經驗，那些年的使命

從70年代釣魚台遺留下來的，不單是中方與日方對釣魚台主權的爭議，更是一種被時、空遺忘的民族情感，在中共獨裁統治下它只能透過捍衛一個有情義結的小島來實現。構成它的方式不像奧運那時忽然團結的民族主義，至少它沒有了歷史的引力或推動力。之所以說保釣的民族主義有其歷史的基礎，是因為始於70年代的由香港和海外發起的民間保釣運動正是要回應一個反對美日勾結來侵略中國領土的時代，同時也是內地政府與台灣政府為了國際的政治利益而對釣魚台反應冷淡的時代。90年代末中方在《馬關條約》中把「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割讓與日本，當中包括釣魚台，而在二戰後這條約遭廢除，而釣魚台主權的爭議就由在1970年美日協議將二戰時美國佔領的琉球群島（包括釣魚台）交還給日本觸發（這段歷史是來自維基百科的，內容比TVB的新聞詳細得多了）。歷史可以是一堆被官方亂拼的碎片，中共也拿「被搶去」的釣魚台來扮受害者，企圖將被指責的機會轉成對黨的同情與對國家的憤慨。但是，我們卻不能忽視歷同樣載著一個個不能輕易磨滅的個體經驗。即是說，歷史的重現可以假造，但歷史洪流中個體生活經驗不易因時而異，縱使在不同政治時代這種認同卻努力找出其連續性。

有人質疑在共產黨統治中華民族的情況下這些保釣人士為什麼還要盲目地在釣魚台爭議上幫這個政權的宣示主權？或是扣他們一頂「大中國主義」、「賣港賊」的大帽子。的確，我們不齒中共的劣行，可是，一個人對一個民族帶著唇齒相依的認同，這種民族主義絕非一個政權能操控（尤其是現行資本主義的共產黨），它定與一個人的長期生活經驗有關，也是為什麼我們這一代年青的香港人與70、80年代的香港人的間一直存在的保釣「代溝」。

那些年香港學潮的「認中關爭」運動路線，來自89年前那些年的大學生領袖相信鄧小平帶領的共產黨會推動中國的政制民主化發展來為國獻身，在他們那個年代，推動香港「民主回歸」中的回歸兩字並未被視為第二次殖民，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認同並未像現在的脫勾。所以，藉著宣示主權的保釣運動受到大部分華人社會（包括三地和海外）的支持和認同，保釣運動中所呈現的民族主義也是香港那些年學運甚至香港人的國族認同，推動中國的強大和民主發展對於他們來說就像我們現在反國民教育一樣「責無旁貸」。

回到現在，雖然黨和國已面目全非，一個現代公民已經不能以愛黨的方式來實踐他愛國或愛民族的心，這些年的保釣運動，仍有著它的「純真」－真心希望國家強大，可是與認同共產黨的獨裁與否無關。再者，以筆者的社運經驗，看到這些保釣人士，在香港上至民主反共、下至民生的示威他們都一直默默參與。所以，他們對一個民族的堅持和承擔，蓋一頂大帽子在他們頭上也不要那麼牽強吧。

成長於後殖民／再殖民時代的我們這一代，釣魚台事件反應「冷淡」也不能說我們不著緊國家，同時，我們也沒有必要污名化保釣人士的這種民族主義的認同和否定保釣運動給他們那一代人的意義，不小心掉進現時流行的洗腦話語、恐共情緒之中。

一種非官方的情感認同

就近日多個反日遊行的反應來看，我想未必是內地國民教育洗腦的後果，因為這種保釣引發的民族主義是雖是官方意料之內，但似乎是操控之外。它好像不是或不能由官方完全的操弄，面對「十八大」在即和內部派系鬥爭的中方政府反而要回頭安撫忽然爆發的一種情感認同和其激起的義憤。這時這刻這種中國人身份認同是來自反日、團結的基礎，其「愛國」的慾望在獨裁政府下終不會轉化為「愛黨」力量和實際的政治力量。

雖然兩岸三地之間的官方或民間關係拉扯不斷，在面對保釣的民族主義面前，卻引爆大家心底裡同一份情感認同。在這裡認同保釣、甚至反日行動的人，他們不是只打嘴炮，更以實際的甚至帶有破壞性的行為去表達和滿足－維擁中國領土的完整性－的慾望。要知道，在內地除了漁民以外，一般市民是沒有出海權的，如果他們可以自由出海的話，我想不用香港人來保釣，他們早就保釣去了。有人認為國內多份「黨報」以三面紅旗（國旗和改成紅色的台灣的國旗）作封面來高調報導保釣運動是來煽動被洗腦群眾上街反日、官方優待反日示威者刻意鼓勵人民反日等等，但我卻認為這是一種倒果為因看法，官媒（重點不在報與不報）甚至官方的態度其實偏向回應和滿足來自民間的民族主義式的慾望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陸和香港的政治制度下，這種情感認同注定不會像日本（右翼）一樣能以選舉制度轉化為政治資本，而變成一種中方不易回應和不易壓止和的民間力量。再者，這種藉著保釣、反日行動來表達愛國的儀式中，民間的力量似乎無意識的把官方的角色抽空，不責怪它在軟弱同時也沒要求過它在釣魚台爭議上作出實質的行動，這確實與平時態度囂張和愛搶風頭的官員行為格格不入。整個反日遊行對中方政府的無視，轉為直接攻勢和破壞與日方有關的東西來發洩這種愛國情緒，是否意味著這種民族主義已漸漸地把中共騰空？而中共是否身不由己地作為一個協助發洩的角色？

「愛國」不是賣港的禁忌

在反國民教育、反西環治港的氛圍下，如果（尤其是港人）宣示的是「中國」主權，很易就被解讀成一個賣港的禁忌，但我們應否抽離一點看，以一種似乎擺脫了官方控制的民族主義來宣示中國主權跟認同共產黨的政權合理性真的扯得上關係嗎？對於我們這一代不能「體會」的保釣執著和所牽動的情感，是大家對民族主義中的「民族」存有差異的認同及認同的方式，縱使不同時代的人也很容易在反抗中共的抗爭路上相遇。堅持保釣的人，他們那個時代的生活經驗，造就了他們那個時代給予他們的目標和使命。而引起社會的支持或反對，那就是他們的民族主義與這個時代和現時局勢的連結方式的問題。

現在大家擔心的國民教育所推動的所謂情感教育，可不同於保釣所實踐的民族認同，不是天天仰望國旗和唱國歌就能萌生的，這種情感認同與長期的生活經驗非常密切，就算你視自己為中國人，甚至愛的中國人，你亦可以為堅持打倒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而努力。

一個批判的行動策略
　　對於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除了要了解官方所操縱的論述，也不能忽視個體的認同。畢竟一個人對一個民族產生情感不會是一朝一夕的事，我們不能雲端地全盤否定別人長久以來的生活經驗。

如果大家真的覺得爭回釣魚台才能展現到中華民族的完整性，那民間的聲音和抗議就不應該反對日本搶奪或佔領釣魚台這麼簡單和情緒化，更是動員民眾要求中國政府不要再在與日本政府外交關係上龜縮，要求中國政府也派「船隻「巡視釣魚台海域，反對日本單方面擁有該海域的使用權才有實際作用。

　　我認為，現在的反日遊行未免只是一場民族情義結的自慰，更看不到其行動能在幫助拿回釣魚台的作用何在。要抗議的話，我覺得去要求中國政府在釣魚台外交上表現強硬才對，而不是任由這個政府繼續作無力的口頭聲明！

　　最後，既然我們常批評官方在愛國論述上從民族主義的方向將愛共產黨愛國，現在正是一個好時機反擊它的合理性，把共產黨從民族主義這個神主牌上拉下來，因為它沒有在外交關係保障國族國家下「中華民族領土」的完整性。當然，這只是行動策略，就算中共真的保釣，也不代表它能完整其權力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