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e reading notes on "Space"

Henri Lefebrve and Pierre Bourdieu, wrote about the role of space in shaping society and culture. Most notable are their argument that space shoud be viewed as an active froce in constructing social identity, rather than as a passive backdrop against which social interactions were played out.(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Lefebrv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ourdieu's concept of "habitus" highlights how certain places became 'labelled' and ultimately understood according specific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rends(Bourdieu, Theory of Practice, p.72).

從保釣到反日：由那些年的使命引發一種非官方、錯置的民族主義

差不到每年必上的保釣戲碼：對於保釣人士被日方拘留／被驅趕，中方對日方的行為表示強烈遣責並重申釣魚台是屬於中國領土的「口頭」聲明。以往也甚得香港人支持的保釣行動，但這次開始有一些市民指責這些保釣人士和內地反日遊行的人為「大中國主義」、「賣港賊」、「被中共洗腦」等等，其實以近年香港反共(中國共產黨)情緒越來越高漲的情況下來理解，也不難怪！ 保釣甚至反日遊行，無可否認的是離不開民族主義的行動框架，可是能否被理解成馴服於中共的國族主義，那就有商確的空間。其實，我不否認在保釣上演一場民族主義的戲碼有被官方干預的可能，例如在放鬆官方對香港保釣船和內地反日遊行的限制，不過這種官方主導的分析卻無助我們理解民族主義的經驗性和它的歷史引力。

民族主義實在是一個很吊詭的東西。它看似民粹，但它呼喚的民族團結卻能瞬間模糊政治上左與右的對立──本港的保釣人士被日本當局釋放後回到香港機場時，它能令長毛(激進民主派)和阿牛(保釣人士、常到中聯辦示威的社運人士)等人竟能和劉夢雄等一些親中老左派笑笑口的擠在同一個電視畫面中高呼「維護釣魚台主權」、「釣魚台是中國的土地」。與此同時，在內地民族主義在看似受官方操縱，但它卻能輕易擺脫官方嚴密監控的「維穩」秩序──內地多個城市連日發生反日大遊行，聽聞遊行人士甚至破壞在路上看到的日本車子。本文旨在讓大家看清楚這種被保釣引發的民族主義的複雜，不至被誤讀成「賣港」和「被洗腦」，下文將會由在承載著強烈民族主義的保釣運動說起，以及在中共的政權下它如何形成一種對非官方的情感認同等。最後，如果給那些希望保釣的人，提出一個維擁中國領土完整的批判性行動策略。

那些年的經驗，那些年的使命

從70年代釣魚台遺留下來的，不單是中方與日方對釣魚台主權的爭議，更是一種被時、空遺忘的民族情感，在中共獨裁統治下它只能透過捍衛一個有情義結的小島來實現。構成它的方式不像奧運那時忽然團結的民族主義，至少它沒有了歷史的引力或推動力。之所以說保釣的民族主義有其歷史的基礎，是因為始於70年代的由香港和海外發起的民間保釣運動正是要回應一個反對美日勾結來侵略中國領土的時代，同時也是內地政府與台灣政府為了國際的政治利益而對釣魚台反應冷淡的時代。90年代末中方在《馬關條約》中把「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割讓與日本，當中包括釣魚台，而在二戰後這條約遭廢除，而釣魚台主權的爭議就由在1970年美日協議將二戰時美國佔領的琉球群島（包括釣魚台）交還給日本觸發（這段歷史是來自維基百科的，內容比TVB的新聞詳細得多了）。歷史可以是一堆被官方亂拼的碎片，中共也拿「被搶去」的釣魚台來扮受害者，企圖將被指責的機會轉成對黨的同情與對國家的憤慨。但是，我們卻不能忽視歷同樣載著一個個不能輕易磨滅的個體經驗。即是說，歷史的重現可以假造，但歷史洪流中個體生活經驗不易因時而異，縱使在不同政治時代這種認同卻努力找出其連續性。

有人質疑在共產黨統治中華民族的情況下這些保釣人士為什麼還要盲目地在釣魚台爭議上幫這個政權的宣示主權？或是扣他們一頂「大中國主義」、「賣港賊」的大帽子。的確，我們不齒中共的劣行，可是，一個人對一個民族帶著唇齒相依的認同，這種民族主義絕非一個政權能操控（尤其是現行資本主義的共產黨），它定與一個人的長期生活經驗有關，也是為什麼我們這一代年青的香港人與70、80年代的香港人的間一直存在的保釣「代溝」。

那些年香港學潮的「認中關爭」運動路線，來自89年前那些年的大學生領袖相信鄧小平帶領的共產黨會推動中國的政制民主化發展來為國獻身，在他們那個年代，推動香港「民主回歸」中的回歸兩字並未被視為第二次殖民，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認同並未像現在的脫勾。所以，藉著宣示主權的保釣運動受到大部分華人社會（包括三地和海外）的支持和認同，保釣運動中所呈現的民族主義也是香港那些年學運甚至香港人的國族認同，推動中國的強大和民主發展對於他們來說就像我們現在反國民教育一樣「責無旁貸」。

回到現在，雖然黨和國已面目全非，一個現代公民已經不能以愛黨的方式來實踐他愛國或愛民族的心，這些年的保釣運動，仍有著它的「純真」－真心希望國家強大，可是與認同共產黨的獨裁與否無關。再者，以筆者的社運經驗，看到這些保釣人士，在香港上至民主反共、下至民生的示威他們都一直默默參與。所以，他們對一個民族的堅持和承擔，蓋一頂大帽子在他們頭上也不要那麼牽強吧。

成長於後殖民／再殖民時代的我們這一代，釣魚台事件反應「冷淡」也不能說我們不著緊國家，同時，我們也沒有必要污名化保釣人士的這種民族主義的認同和否定保釣運動給他們那一代人的意義，不小心掉進現時流行的洗腦話語、恐共情緒之中。

一種非官方的情感認同

就近日多個反日遊行的反應來看，我想未必是內地國民教育洗腦的後果，因為這種保釣引發的民族主義是雖是官方意料之內，但似乎是操控之外。它好像不是或不能由官方完全的操弄，面對「十八大」在即和內部派系鬥爭的中方政府反而要回頭安撫忽然爆發的一種情感認同和其激起的義憤。這時這刻這種中國人身份認同是來自反日、團結的基礎，其「愛國」的慾望在獨裁政府下終不會轉化為「愛黨」力量和實際的政治力量。

雖然兩岸三地之間的官方或民間關係拉扯不斷，在面對保釣的民族主義面前，卻引爆大家心底裡同一份情感認同。在這裡認同保釣、甚至反日行動的人，他們不是只打嘴炮，更以實際的甚至帶有破壞性的行為去表達和滿足－維擁中國領土的完整性－的慾望。要知道，在內地除了漁民以外，一般市民是沒有出海權的，如果他們可以自由出海的話，我想不用香港人來保釣，他們早就保釣去了。有人認為國內多份「黨報」以三面紅旗（國旗和改成紅色的台灣的國旗）作封面來高調報導保釣運動是來煽動被洗腦群眾上街反日、官方優待反日示威者刻意鼓勵人民反日等等，但我卻認為這是一種倒果為因看法，官媒（重點不在報與不報）甚至官方的態度其實偏向回應和滿足來自民間的民族主義式的慾望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陸和香港的政治制度下，這種情感認同注定不會像日本（右翼）一樣能以選舉制度轉化為政治資本，而變成一種中方不易回應和不易壓止和的民間力量。再者，這種藉著保釣、反日行動來表達愛國的儀式中，民間的力量似乎無意識的把官方的角色抽空，不責怪它在軟弱同時也沒要求過它在釣魚台爭議上作出實質的行動，這確實與平時態度囂張和愛搶風頭的官員行為格格不入。整個反日遊行對中方政府的無視，轉為直接攻勢和破壞與日方有關的東西來發洩這種愛國情緒，是否意味著這種民族主義已漸漸地把中共騰空？而中共是否身不由己地作為一個協助發洩的角色？

「愛國」不是賣港的禁忌

在反國民教育、反西環治港的氛圍下，如果（尤其是港人）宣示的是「中國」主權，很易就被解讀成一個賣港的禁忌，但我們應否抽離一點看，以一種似乎擺脫了官方控制的民族主義來宣示中國主權跟認同共產黨的政權合理性真的扯得上關係嗎？對於我們這一代不能「體會」的保釣執著和所牽動的情感，是大家對民族主義中的「民族」存有差異的認同及認同的方式，縱使不同時代的人也很容易在反抗中共的抗爭路上相遇。堅持保釣的人，他們那個時代的生活經驗，造就了他們那個時代給予他們的目標和使命。而引起社會的支持或反對，那就是他們的民族主義與這個時代和現時局勢的連結方式的問題。

現在大家擔心的國民教育所推動的所謂情感教育，可不同於保釣所實踐的民族認同，不是天天仰望國旗和唱國歌就能萌生的，這種情感認同與長期的生活經驗非常密切，就算你視自己為中國人，甚至愛的中國人，你亦可以為堅持打倒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而努力。

一個批判的行動策略
　　對於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除了要了解官方所操縱的論述，也不能忽視個體的認同。畢竟一個人對一個民族產生情感不會是一朝一夕的事，我們不能雲端地全盤否定別人長久以來的生活經驗。

如果大家真的覺得爭回釣魚台才能展現到中華民族的完整性，那民間的聲音和抗議就不應該反對日本搶奪或佔領釣魚台這麼簡單和情緒化，更是動員民眾要求中國政府不要再在與日本政府外交關係上龜縮，要求中國政府也派「船隻「巡視釣魚台海域，反對日本單方面擁有該海域的使用權才有實際作用。

　　我認為，現在的反日遊行未免只是一場民族情義結的自慰，更看不到其行動能在幫助拿回釣魚台的作用何在。要抗議的話，我覺得去要求中國政府在釣魚台外交上表現強硬才對，而不是任由這個政府繼續作無力的口頭聲明！

　　最後，既然我們常批評官方在愛國論述上從民族主義的方向將愛共產黨愛國，現在正是一個好時機反擊它的合理性，把共產黨從民族主義這個神主牌上拉下來，因為它沒有在外交關係保障國族國家下「中華民族領土」的完整性。當然，這只是行動策略，就算中共真的保釣，也不代表它能完整其權力的合理性。

這種思維真的能放下「偏見」嗎?

其實大家forward這張圖, 好像誤會了一點東西

請不要一看到有「放下偏見」這四個帶有道德光環的字時不想清楚圖中的內容便share , 好嗎?

要讓人放心下偏見, 難道一定要我們假設這些人背後總有一個我們不可知和值得同情、讚頌的sacredness時才有理由放下偏見嗎?
對於圖中所提出的偏見, 我想不到我們可以有什麼道德上的解釋去合理化自己對別人所施的惡
很簡單, 為什麼要笑一個胖的人? 取笑一個人胖本身就是惡, 根本就不用想別人有什麼過去, 這就是我們的惡, 根本不應該用以一個non-sacredness來作為我們施惡的藉口!!!

所以,請不要再share一張以為叫人「放下偏見」但實情卻是作為縱容偏見的藉口的圖=="

民主化之後的歷史詮釋： 台灣歷史教科書爭議

Link: 民主化之後的歷史詮釋： 台灣歷史教科書爭議

隨著台灣民主化的轉型，歷史教科書的爭議紛擾至今已十五個年頭。政黨輪替成為常態，兩個陣營的兩種不同身份認同，撕裂歷史教科書定位立場。社會對歷史教育的焦慮更甚，不曾緩減。

文/林怡廷

台灣歷史教科書爭議其來有自，1995年因應台灣民主化的腳步推動的八八課綱，開一綱多本濫觴，打破過去一綱一本的「部編版」局面。1996年李登輝當選第一任民選總統後，積極建立本土化史觀，1997年國中課本加入《認識台灣》地理篇、歷史篇、公民篇開始，1999年施行的八八課綱，到2006年實施九五暫綱，台灣史才真正從中國史邊陲的地位獨立出來。原本預計2009年實施的九八課綱，卻因為政黨輪替延宕至今，也反映了當權意識型態與公民社會的拉扯，又隨馬總統日前的定調再起。

2012年7月11日，前立委邱毅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對黨主席馬英九作出兩點建議：一、教學順序應改回先教中國史再教台灣史；二、台灣與中國史應合併稱為本國史。

根據媒體報導，馬英九非常「具體、明白、強烈」表示，已責成教育部盡快處理，刪除歷史教科書「皇民化」、「台獨化」等違憲部分，並在7月17日透過國民黨發言人馬瑋國表示，政府不會任意修改教科書，但歷史課綱修訂不能違背中華民國憲法，需以憲法為準，「請教育部慎重處理」。

「台灣已經民主化了，馬在國民黨的會議裏指示國家教科書的方向是很誇張的，如果單一政黨的歷史詮釋就要照辦，這就是老師最不信任的政治干預教育。」全國教師會秘書長吳忠泰批判，馬英九在國民黨黨務會議回應中常委邱毅，並透過國民黨發言人定調的歷史教科書違憲論，恍若回到戒嚴時期黨國不分的國家體制。

2006年扁政府即組成委員會開始審議新的課程綱要，預計2009年實施，后因2008年馬政府上台後緊急暫停的九八課綱（民國98年實施故名），在去年教育部公告今年九月實施的前夕，因為馬總統的裁示又投下了變數。延宕三年，在委員會內爭論不休的九八課綱爭議，正式白熱化。

爭議一：五月臨時安插新的審定委員

事實上，邱毅的兩點建議及馬總統的裁示並不偶然。

今年5月因一位審定委員請辭，教育部長蔣偉寧遴選進入高級中學歷史教科用書審定委員會的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早於今年4月份替親大陸的《中國評論》撰文《異化的史觀與認同：從我者到他者》就已建言：
馬政府目前可以做的，就是儘快修正現有教科書的史觀論述。由於今年九月上路在即，恐已無時間全面修訂，我們建議：在現有的教科書基礎上，不要再區分「台灣史」與「中國史」，而統以「本國史」稱之。在教學順序上，將先教「台灣史」後教「中國史」，調整為先教原先的「中國史」，再教「台灣史」，以還原正確的歷史書寫方式；第三、將原先「中國史」的「當代中國篇」（即1949年以後的中國史），增加「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而不只是僅介紹中共的發展而已。至於1949以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社會、經濟方面歷史，則可以放在原有的「台灣史」中講授。」他並且估計，只要再開一、兩次課程委員會就可以確定，「動一手而利天下，馬政府何樂不為？

張亞中教授接受採訪時，坦言自己的中華民族史觀，也是這個史觀，讓他對於現下高達八成的台灣人認同感到焦慮，「這是一種斷裂」，他認為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是綠營用來建構一邊一國認同的工具，「我們可以從認識家鄉台灣開始，就像加州人會先學加州史再看美國史，但台灣應該是地方史的書寫方式，卻被寫成了國史！」他認為台灣目前的歷史教育是社會認同分歧的原因，也是兩岸無法和諧的亂源，張亞中對於教科書中以台灣為主體的史觀表示強烈反對，並為文道：「史觀不同，認同則必然相異。同樣的，去其認同必先去其史觀。」

正因為張亞中鮮明而排他的大中華認同，以及另一個身份是兩岸統和學會理事長，6月11日民進黨立委鄭麗君召開記者會時，便指出臨危受命的張亞中，是馬政府的歷史教科書「去台灣化」工程的重要推手。有意思的是，隔兩天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舉行例行記者會，即呼應稱台獨史觀會誤導台灣下一代，而馬政府將教科書撥亂反正必會得到主流民意認同。

爭議二：民眾意見書的民眾是誰？

原本4月就應審定完成，讓出版社編寫、付梓，將在9月上路的歷史教科用書，就在張亞中進入委員會後，國家教育研究院於６月密集召開會議，因緊急審訂「民眾意見書」而有了變化。

這份教育部採納的「民眾意見書」，要求基於憲法第158條「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智能。」審定委員會必須重新審議將在8月付印的高中歷史課本的若干事項，包含：提到對岸時不可稱「中國」要稱「中國大陸」，提及台灣多元文化社會時，必須強調「中華文化為主體」；日治時代應改回日據，荷治應改為荷領。

「過去從來沒聽說過民眾意見進入審定委員會審議」，三年多前曾參與九八課綱總綱修訂委員會，全國家長聯盟的前任理事長謝國清認為，這樣的程序並不尋常。

而北一女中退休歷史教師單兆榮，過去有豐富的政府機關與會經驗，她指出，「民眾來源太多，無法一一採用，所以過去民眾意見都是透過公聽會的蒐集，在現場發言、紀錄，有透明公開的機制。」她質疑：民眾是誰？誰來挑選這些民眾意見？沒有列名提案人也沒有附議人的提案，如何進到審定委員會的議程裏？不然，網絡上有五千多人參與「我是民眾，我反對竄改歷史」的連署，「他們的意見也可算是『民眾』意見。」

曾因為編寫教科書而被專家學者認定有「建議修改」經驗的單兆榮更直言，歷史教科書審定何其重要，可以建議修改的人選從來就只有專家或教學者，不應該由「民眾意見」主導。她認為，這是不透明也不合理的程序，有違民主體制透明公開的精神。

爭議三：歷史必須忠於真實或忠於憲法？

而回推到更早，2010年2月，擔任九八歷史科課程綱要專案修訂小組2009年度委員的台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寫了篇《新政府撥亂反正？還是歷史教育大復辟？——高中歷史課綱要改成怎樣，請大家來關心！》，便已揭示２０08年政黨輪替後，歷史教科書課綱修訂小組委員會內的種種波折，這些波折，也從張亞中教授的文章中獲得對照。

「2008年11月鄭瑞成部長宣佈重修文史課綱後，歷經四個月卻沒有組成課綱小組。後來在各方壓力下，被迫組成了小組，但多數成員仍然都是扁政府時代課綱小組的原班人馬，銜馬總統之命加入小組的王曉波教授，反而是綠叢中的一點異數。在這樣的人事結構下，整個2009年可謂是除了吵鬧以外，一事無成。王曉波使盡技巧，想辦法拖住決議，以免整個課綱仍照原來九八課綱的內容通過。」

「為何王曉波教授是奉馬總統之命進入委員會？」周婉窈如是質疑。據悉，過去扁政府時期的教科用書審定委員，都是全權交由審定委員會召集人任命，沒有聽過總統干涉。而一位民進黨執政時參與教育部事務甚深的機要幕僚也表示，過去任內並不熟悉課綱委員會的內部運作，「總統會任命理念相同的部長，部長找欣賞的召集人都是正常的，但我們還是有基本原則和分寸，讓四、五十個課綱委員會獨立運作。」

關於九八課綱的難產，當初有參與九八課綱總綱研擬委員會的謝國清，希望「教育不要過多政治干預。」他回憶道：「我們花了兩三年的時間，百忙中抽空開許多會，進行無數討論，卻因為政黨輪替而一切延宕，這是很不負責任的。」

2009年，王曉波進入98歷史科課程綱要專案小組委員會後，堅持九八歷史課綱違反「一國兩區」的憲法精神，欲將台灣史併回中國史，並主張回到過去先教中國史再教台灣史的邏輯，並要求將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1:1:1的比例，改成1:1.5:1.5。

但對歷史學者周婉窈來說，「史學研究只有盡量讓歷史符合史實，而非符合憲法。」歷史發生在前，憲法制訂在後，周婉窈指出：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被凍結數十年，又經增修，而且到現在從未在其「固有之疆域」真正實施過，以這樣的憲法要來框架台灣歷史，實在不合理。

她認為文明國家的憲法，主要任務是要限制及規範國家權力，以及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人民的基本權利中，至為重要的是思想自由，及其在實踐上的表述自由。文明國家不會用憲法來要求歷史怎麼寫，反而是要確保政府不會濫權規定歷史要怎麼寫。

台大法律系教授顏厥安分析，違憲的說法牽涉對憲法的詮釋，「中華民國憲法對於史觀沒有任何規定，即使在中國大陸實施，基於中國的民族多元性，也要在民主精神上，尊重差異的史觀。何況台灣已經累積了豐富的自由民主與多元文化歷史經驗，以公權力強制大家相信台灣史是中國史的一部分，才是違憲的。」

顏厥安認為，憲法增修條文明確肯定多元價值，這意味民主社會對爭議問題應該要透過正當程序尋求共識或保持對差異的尊重，不是總統說了算。而且民主國家最重要的價值，在於保障對真理和真相的追求探索，「歷史真相更不能去干預。」

顏厥安教授更進一步指出，民主體制要透過組織和程序才能實踐，整個課綱審定的組織與程序，是否有得到憲法保障，才是更應該要關切的部分，「如此才能真正建立制度，避免政治力有上下其手的空間。」

爭議四：多元史觀必須被撥亂反正？

近日王曉波也對媒體表示，馬英九總統應「撥亂反正」，不能讓綠版的教科書荼毒台灣年輕一代的史觀。

何謂亂？又何謂正？

中研院社研所副研究員吳介民認為，李登輝到民進黨時期，台灣歷史教育的變動，反映的昰民主化過程中必須的轉型正義，有其合理性。那是本土意識和大中華文化霸權的拉扯，過渡期間的爭議，可以用民間的共識逐步修正，但不宜如馬政府現在所用的方法，以政治力復歸。中華復歸派和馬英九的搭唱，中間還有中方的呼應，事實上是開時代倒車。

台灣歷史教育的轉變，對應看自身民主化的歷程，二次戰後到民國50年代，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為了鞏固政權的合法性，極力推行「中國化」政策，除了在地理上，在台灣複製「小大陸」之外，在教育上，更是強調中華文化道統及中國史觀，台灣地理和歷史始終置於中國史之後的小小篇幅，以至於三十世代以上的台灣人，一直只知中國種種，不知台灣處處。八零、九零年代解嚴及政治改革之後，本土意識才有空間生長，李登輝執政時期，1997年開始在國中實施的《認識台灣》歷史篇、地理篇、公民篇，是開啟本土意識教育的濫觴，在當時引起泛藍陣營很大的反彈。而2006年開始實施至今的九五暫綱，才是第一次高中課本將台灣史自中國史獨立出來，以同心圓史觀出發先台灣後中國再世界，並且比例均等的版本。

「要說歷史教科書影響現在台灣人的認同也太過言重，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史教科書到現在才實施六年。」周婉窈教授認為。

台灣人認同的斷裂，成因非常複雜，並非都來自於王曉波、張亞中所憂慮的歷史教科書，這也和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後對國民黨政權失望、導致認同開始
扭轉有關，加上台灣民主化後公民社會長期發展的結果，並非民進黨執政就可以由上而下達成。

而由時間線性、中心/邊陲的傳統史觀，也在後現代的史學思維中，逐漸被拋在之後，當代台灣歷史教育的改革，也亦步亦趨。身為第一線教學者的單兆榮將後現代理論帶進歷史教育的思考，「後現代史學無法求真的觀念出現，讓史學界非常焦慮，那也給我們很大的反省。」

真相有不同角度和面相，單兆榮以英美國家的歷史教育為例，她更在意教科書如何將資訊並陳。好比兩方人馬角力的戰場「台灣地位未定/已定論」，她便曾在北一女的人文社會資優班讓學生自己準備資料，蒐集各方論述來報告。她強調歷史教育必須提供學生獨立思辨的空間，而非傳授正統的歷史知識，甚至大膽贊成「多綱多本」的可能性。

「政治意識干預歷史，這是事實的存在。後現代史學也無法使它脫離掌控，它只是提醒有這樣的掌控，請別忘記批判。更重要的是，指導學生如何辨識的確有這樣的權力掌控。」

避免意識形態爭奪：回歸更深刻的歷史教育思考

「歷史教科書的改革還有很多問題值得討論，但現在又落入『反中、台獨、親日』的三角邏輯很可惜，我們的視野應該要更開闊、更國際化。」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秘書長吳忠泰直言，他贊成重修，因為九八課綱還有很多問題：譬如東南亞國家歷史的不足，無法呼應台灣目前每四個學生中就有一位是新台灣之子的移民社會，這些孩子對母親母國的歷史一無所知，「但張亞中教授卻只將問題劃入統獨的兩極。」

而前教改協會理事長，現任中華民國振鐸學會常務理事的丁志仁，則長期推動國家課程會組織法草案，希望建立超越於黨派、常任的「國家課程委員會」。由各界團體指派代表以確保委員會的獨立性，如此才能確保認同分歧的台灣社會，不會因政黨輪替動輒改變教育政策，遇到認同的拉扯，就格外焦躁不安。
「過去陳水扁執政時將推動本土教育不力的黃榮村換掉，或者是杜正勝當部長時，所做5000個不當用詞的檢核，和現在馬總統透過少數委員操作，要求歷史教科書合憲，都是政治介入教育的粗暴作法，不足為取。」但他肯定杜正勝時期訂立的「社會領域基本內容」，認為這是呼應當前台灣社會，很好的基本原則。

這套課程規範強調民主社會多元寬容，尊重差異的價值，凡涉及領土、認同歧見等部分，都應該在教育中並陳、討論，「就好比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台灣地位未定論這種歧見，都應該並陳讓孩子獨立思考，才是符合台灣社會現狀，比較健康的做法。」丁志仁認為，歷史教育不是為了仇視不同認同的人，而是要教導孩子尊重不同意見的人。

回歸民主價值：沒有共識也應平等共存

「我覺得台灣意識是台灣公民社會共同建構的，要逆轉很難。」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認為，無論是文言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台灣史比例等爭議，都是社會的國族文化認同分歧的健康反應，可以看見民主社會的多元價值。

「無論是學術界或民間的爭論，王曉波和張亞中可以表達他們的意識形態，但馬在這時候介入要透過政治力影響教育政策，是非常不恰當的。」羅世宏認為，馬英九與其在台灣內部不斷強化中華文化炎黃子孫的國族認同，不如更積極向大陸輸出台灣的民主價值，才能真正建立超越民族主義，有公共性的認同連結。

歷史解釋權永遠是權力者必爭的戰場，但馬英九或許不該忘記，1870年代俾斯麥以國家之名對天主教會發動文化鬥爭，一連串的防堵政策，最後反而凝聚天主教徒的反對力量，以至鬥爭最終失敗，卻徒增社會動盪不安。

更別說殷鑑不遠的前任總統陳水扁，連任後期，因為低支持度而宛如奮力抓住最後浮木的溺水者，被急獨派挾持，最後所落得的歷史評價。
黑格爾說：「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是，人們從來都不知道汲取歷史的教訓。」

教訓總要記得，否則遑論再多的歷史教育。

台灣歷史教科書爭議時間列表

整理：梁仕池、林怡廷

時間	爭議
1961－1983年	統一的教育部編版時期，民國五十一年、六十年、七十二年的歷史課程綱要，皆以培養民族精神為目標，達成反共復國的使命，歷史教育皆以中國史、中國文化史為主。
1995年	民國八十四年，李登輝執政政府推行教改，教育部公佈〈高中歷史課程標準〉，並將本國史分為「歷史上冊」、「歷史下冊」。
1997年	杜正勝在《當代》發表〈一個新史觀的誕生〉一文提倡「同心圓」史觀理論。同年，教改將《認識台灣》列入了國中的必修課程，引發部分學者稱其「假認識台灣之名，行為台獨舖路之實」。
1999年	八八課綱（八四年推動）正式實施，台灣教育首度進入一綱多本政策，由教育部統一綱領，開放民間自行編本。
2000年	陳水扁政府時期，教育部長黃榮村推行稱為「95暫綱」（95為民國九十五年）的修訂工作，並依照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做為歷史課綱的指導原則。
2006年	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教育部執行的「95暫綱」將台灣史獨立成冊，並放在第一冊，中國史變成第二冊，世界史比重不變。同年亦開始進行「98課綱」的修定工作。
2007年	杜正勝發佈「五千個教科書不當用詞檢核」，引發推動國中小教科書「去中國化」的爭議，龍應台為文《歷史課》回應。
2008年8月	馬政府上任，教育部長鄭瑞城裁決國文及歷史課綱「擱置再議」。(因而衍生出後來2009年重新籌組、修訂98課綱的「研商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專案小組」)
2009年2月13日	王仲孚教授在出席監察院咨詢會議時指「98課綱」背離國家立場與主體性，也違反憲法精神。
2010年2月8日	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發表長文《新政府撥亂反正？還是歷史教育大復辟？－－高中歷史課綱要改成怎樣，請大家來關心！》，揭露09年課綱修訂委員會的內部爭議。
2010年9月	教育部公告高中歷史課綱修訂草案內容，將台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的授課時數比例，從1：1：2改為1：1.5：1.5。隨即引起民進黨以及本土社團強烈反對並批評其為「統派」史觀。一般在職教師則考量，中國史內容太多，希望多爭取教學時間。
2012年2月28日	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批評馬英九期間沒有繼續承接沒有積極地在教科書事情上「撥亂反正」，未能扭轉李扁執政所留下的獨台或台獨史觀。
2012年4月	張亞中在《中國評論》撰寫〈異化的史觀與認同：從我者到他者〉一文來詳述李、陳政府透過高中歷史課綱修定來建立「去中國化」的史觀，並作出「去其認同需去其史觀」的建議。
2012年5月	因一名審定委員辭職，張亞中被教育部新聘入高中歷史教科書課綱審定委員會。
2012年6月	5月教育部召開高中歷史教科書審定會議時要求審議一份「民眾建議意見」。隨即引發多位歷史學者批評意見書的主張為國民黨一黨專政時期的「黨化教育」，並在網路發起「我是民眾，我反對竄改歷史」搶救歷史教科書連署活動，一周內有五千多人聯署。
2012年6月11日	民進黨立委鄭麗君召開記者會，質疑張亞中為干預歷史教科書的政治黑手，要為馬政府完成教科書「去台灣化」的工程。張亞中回應：「沒那麼大本事」
2012年6月13日	國台辦舉行例行記者會，發言人范麗青呼應台獨史觀會誤導下一代的論述，聲稱馬政府若將民進黨台獨時期的教科書撥亂反正，必會得到台灣大多數民意的支持。
2012年7月13日	馬總統於國民黨中常會宣示應刪除高中歷史教科書中有關皇民化、台獨化的不宜內容；台灣史、中國史應合併為「本國史」，這才符合《憲法》的既定國策。

愛因斯坦與卓別林的寂寞

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非常推祟卓別林的電影。

有一次，他在給卓別林的一封信中寫道：

「你的電影摩登時代，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能看得懂。你一定會成為一個偉人。」

可是，卓別在回信中卻寫說道：

「我更加欽佩你。你的相對論世界上沒有人能弄得懂，但是你已經成為一個偉人。」

哈哈，偉人的寂寞與糾結，只有偉人們才有辦法拿他們來開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