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頁

1月 30, 2012

《嶺南人》與本地和內地同學談學生會的困局--防範中共的滲透與「保護」內地 生上庄的權利

與本地和內地同學談學生會的困局--防範中共的滲透與「保護」內地生上庄的權利

撰文:梁仕池

相信同學們偶然走過民主牆時,仍會看到有關於本年度(2011-12)嶺南候選幹事會「燎聲」的爭論的文章和新聞報導,當中包括幹事會候選會長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一事、內地生不等於共產黨等。事隔兩個多月,仍使人想起諮詢日完結後的「不歡而散」。雖然,本地和內地的同學在日常相處中相當融洽,但是「不歡而散」的原因是恐怕不再見本地與內地的同學組成一支候選庄,去參選學生會的幹事會與編委會選舉。既然大家都是學生會會員的一份子,如果不能實踐參與確是可惜。

本文嘗試去提出一個我們──本地生和內地生面對著且待梳理的困局。首先,讓本地和內地的同學理解在香港獨特的社會環境中,學生會的社會角色如何變成帶有政治味道,及如以關心和參與社會會與「反共」、「反建制」有關。其次,受官方監察的內地生身份如何限制他們在學生會的選舉這等公眾場合的發言,更重要的我們卻無視這種身份上的差異,使內地同學不能享有他們應有的權利。最後,本地和內地的同學應如何面對這個問題。

追求公義的社會角色

大學生作為社會的知識份子,是社會的良心。為社會貢獻的不單單是專業知識,更是對社會公義的維護。大學學生會的價值不僅限於提供福利、服務及幫助會員,更重要的是團結學生會會員,共同實踐社會責任。一直以來,大學學生會都堅守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捍衛社會上的公義及道德,對於一些大是大非的議題,例如平反六四及爭取民主普選等,都有著不可退讓的立場。
在香港,每年的大學學生會候選幹事會和候選編委會的諮詢日環節中,除了政網上校務和福利問題,會眾一定會要求候選委員和候選庄的說出對一些社會議題的立場和價值觀,他們的提問通常涉及「如何看中共的一黨專政?」、「會否支持平反六四?」、「怎樣搞學生運動?」、「如何帶領同學關心社會?」等領域,為了更完整地確定這支未來會代表學校的中央庄的價值觀,還會質問其在「教育政策」、「民主」、「性別」、「環保」、「勞工」等與個人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範疇的看法,會眾有時還會建議更完善地組織相關的活動。要知道,諮詢日對候選庄來說最大的作用就是了解他們所服務和所代表的同學的意見,然後再修改其來年的年度計劃書。由於可見,我們期望學生會除了要在校內舉辦活動,代表同學們與校方在校政上交涉,同時,我們更期望它能作為「社會良心」,在大是大非的社會政治議題上代表同學去發聲和行動。可是,這個「社會良心」不單需要同學們謹慎看待手上的一票,更要緊的是了解和寄望學生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承載著怎樣的價值。

這個爭取公義的社會角色與香港的社會環境有著莫大的關係,這是為什麼學生會的抗爭行動被人視為帶有「反政府」和「反共」的味道。由於香港的言論自由較內地開放,市民在法律的保障下有權利透過意見書、遊行、示威、抗議等方式來表達他們對社會或政府的意見,再加上本地實在有不少具爭議性的社會議題和政治結構,以及政府的漠視民意的詬病,結果政府難以避免成為主要被抗議的對象,例如還未落實雙普選(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選舉),負責制定政策的政府就被視之為剝奪港人的公民權利,製造不平等的社會政策結構;干預「港人治港」,中央政府就是操弄香港政制發展阻礙落實雙普選的主要原因。除了社會結構,也有其特殊的歷史因素,由於香港是個移民社會,所以大部分香港人從來視自己為中華民族一分子,兩地血濃於水,對於國內的災難及社會問題都很關心,例如反對內地的維權人士被政府無理定罪,和經已二十二周年的維園六四晚會,都顯示港人對內地政府的行為有一定程度上的不滿。所以,學生會在學生運動上的「反政府」和「反共」態度,是與本地的社會政治結構和特殊的歷史有關。以下是過去一年學界(由不同的學生會或是組成的專上學生聯會策劃)參與過的社會議題,當中的抗爭形式包括建議書、聲明書、遊行示威、論壇等。
學界在2011年度參與的一部分社會議題
(相關議題的聲明及立場可參考專上學生聯會的網站http://www.hkfs.org.hk/hk)
港大八一八事件: 反對大學行政治獻媚,捍衛大學自主
反對國民教育成為中小學課程
廿二周年六四絕食行動

反對中港擴建核電廠
譴責中共拘禁艾未未、趙連海
立即釋放所有良心犯及推行政治改革
五一工權大遊行:
抗擊官商霸權    捍衛尊嚴生活

溫州市動車事故:要求港區人大代表范徐麗泰在人大常委會建議成立特別委員會調查事件,得出較公正及獨立的調查

譴責警方政治打壓
聲援廣東陸豐烏坎村民的民主抗爭


支持外籍家庭傭工爭取居港權



筆者希望本地和內地的同學都會了解為何學生會總帶著政治意味,甚至表現得「反建制」、「反共」,雖然這種學生會的社會角色不是必然,但在本地的社會結構和歷史原因下,這是一顆很重要的「社會良心」。

  回看嶺南上次的候選幹事會的諮詢日,以上的原因能讓內地同學了解為何本地學生,甚至媒體對懷疑「共產黨滲透」會有如此大的反應。其實同學不會絕對地抗拒有中國共產黨員身份的同學加入學生會,是次事件之所以變得那麼嚴重,是因為該名候選幹事會會長刻意隱瞞其黨員身份,於是大家很自然就對此事解讀為「滲透」;而巧合地,該名候選幹事會會長在諮詢會中被會眾質問時竟爆出有匿名電話叫他「繼續選學生會,還有找機會修章」一事,令在場會眾嘩然,更為翌日的頭條新聞。

因此,筆者希望同學們明白,本地學生會對「共產黨滲透」是非常敏感和加以提防的,甚至有些同學的的表現看似有點「恐共」。可是,這絕不代表學生會的選舉不歡迎內地的同學或有共產黨黨籍的朋友。請本地和內地的同學以一個開放的態度面對這個問題,而不應一開始就憤青來憤青去的互扣帽子,這只會中斷我們可以互相溝通的機會。

內地生的身份限制

  再者,其實我們都知道,當內地生要在公開場合,如候選幹事會諮詢日中評價國共產黨和敏感的政治事件時,我們都能預期到他們的回應定會以保守和迴避的態度來回應。

  在諮詢大會上,有會眾向一眾候選幹事提出「中國共產黨是否一黨專政?」這條問題時,本地同學很容易就可以答「是」,然後給一些我們都耳熟能詳的原因;可是,內地的同學們卻急急地用手機上網查看,然後清楚說出官方的答案,也有同學尷尬地「不予回應」。這些有可能批評中共的問題,對內地同學在公開的問答大會中,無論是贊成抑或反對都不會有好下場。對此,我們應要知道當內地的同學要香港的大學進修,他們的行為就會受中聯辦(全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監控。我們也聽聞內地的同學說他們不能參與任何政治的活動,最明顯的就是不能參與任何有關六四的活動。所以,內地同學的答案,我們都猜到八九成。我們歇斯底里的在公眾場合質問他們一些政治敏感的問題,但是那些回應真的是他們的真心見解嗎?而我們又是否把他們推到一個危險的位置上?

了解差異

  縱使大家都身處在香港這個言論較為自由的地方,但對於受中聯辦的監控的內地同學,在公眾場合發言絕不是一件他們能「安全地」暢所欲言的事。當我們歇斯底里地質問對他們的身份敏感非常政治立場,他們說出的答案真是他們所想的嗎?當我們不理會或忽視這種身份上的差異,這種一視同仁的諮詢方法又能否令大家得到公平的對待?就如當我們要求男女平等時,我們不是去強迫女性要和男性表現一致,而是去體諒女性與男性在身體上的差異,如女性的有薪產假就是其中一個作用去拉近男女在職場競爭的條件。

  這種「差異」的想像,不是去要求一樣的待遇,而是去思考:如何讓不同的人能有效地實踐他們的的權利和才能。在學生會委員的參與權一事上,由於香港獨特的政治環境和歷史因素,使學生會的社會角色偏向「反建制」和「反共」。相信很多朋友也有過這樣的經驗,和內地同學私底下談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他們對中共的批評來得比我們更恨更具體,因為生活在一個獨裁政權下,他們比我們更清楚。在秘密地參與六四活動的內地同學,他們對祖國的關心和痛惜絕不會比我們少。在香港的生活經驗,不像內地後的資訊封閉和言論限制,我們的確能(本地和內地的同學)更自由、更開放地認識國情,了解中國面對的政治、經濟環境等社會問題,並有空間去討論國家的民主發展。

總結:「擦邊球」的可能性

    筆者慶幸能代表嶺南編委會與內地多所大學的學生報私下開了一個兩地聯編會,這個交流的機會對本地和內地的同學也是十分難得。初時我們得知他們的學生報原來是共青團管轄(提供資源和審核)時無一不嘩然,很自然會聯想到編輯自主的問題。可是,當我們如火如荼地交流學生報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參與度時,例如如何揭示社會民主問題和討論社會議題、如何拉近大學生與社會的距離時、如何實踐編輯自主的精神,我們才了解他們常有「擦邊球」的境。在內地辦學生報的同學,讓我們看到縱使內地的編輯制度如何受限制,只要我們仍有熱誠,總能鑽空子,能智慧地和技巧地避過建制的審查,仍有打破困局的可能。至於怎樣能讓內地的同學在諮詢大會上「擦邊球」,能避過中聯辦的審查,又能在學生會裡和本地的同學一同學習和成長,那就要靠我們一起「私下」去尋求一些辦法了。

    其實,無論校方有怎麼的一套收多少內地生的政策,都不能改變我們(本地和內地的同學)確實是在同一個校園、同一個社區裡生活。更重要的是,我們都擁有著一樣的權利,這種平等的權利是民主精神的核心,也是組成學生會、建立自治社會的必要條件。回到內地生參選學生會一事上,我們已經了解到學生會的獨特性(政治立場)如何排斥擁有內地生身份的同學的參與權。而吊詭的是,我們同時面對著要防範中共的滲透與「保護」內地生上庄的權利的看似兩難局面(dilemma)

    「斬腳趾避沙蟲」定或「中門大開」恐怕都不是大家認為有效的處理方法,再加上我們的情況仍未像現時社會的政治局面和仇視內地人的排外情緒那樣難解決。與其視之為困局,倒不如把它看成一個機會──迫使我們一起去思考和討論:「我們應如何令學生會開放給本地和內地的同學參與並互相學習、成長?」這個問題,不止是嶺南學生會、嶺南同學所要面對的情況,隨著本地各所大學增收內地生的數目,這是所有學生會和同學必然要梳理的問題。

最後,學生會作為一個推崇自由民主的公開組織,不同背景的同學都可在學生會選舉中享有參選、提名及投票的權利,這正彰顯了一個公平公開的民主選舉。而學生在享受權利的同時,亦須履行捍衛學生會持久的精神的義務,否則此等權利能否傳承下去將會不得而知。因此,我們希望同學能夠理解及支持學生會長久的價值與精神,用行動去使其傳承下去。

順帶一提,學生會的會員其實除了有本地和內地的同學外,還有國外的同學,他們看不懂學生會用中文書寫的文件和會章,可是,只要他們仍是學生會的會員(雖然他們的數目少),這個自治社群就不能對他們視而不見(invisible),我相信這個方向的討論會更徹底地審視學生會的民族性所造成的限制。只是因篇幅所限,唯有另文再論。



告急!!
嶺南學生會幹事會已多次出現缺庄的情況,本會希望本地的同學和內地的同學都可以思考上學生會庄一事,得知現時候選編委會已有足夠法定的的人數,他們在2月份再開始補選的事議。可是,自從候選內閣「燎聲」在上學期的諮詢日宣佈解散後,餘下的成員現正迫切地籌組新的候補內閣,現時他們只有6位同學,希望能可趕上在2月初補選的報名。



---載於第107期《嶺南人

1月 24, 2012

Spivak:「自我反省」

「在當今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 這種自我反省的道德勇氣顯得尤為可貴和重要, 任何形式的對他人的偏見和自我特權意識, 都將導致了解他人和增長新知識的機會喪失, 而最終導致創造性和新生命的終結。(這種自我反省包括批判主體自身社會身份、社會作用、思想侷限、歷史積瀝(文化的、種族的、階級的、性別的)保持高度的警覺和反省)」by 史碧娃克(Gayatri C. Spivak)

1月 23, 2012

論暴力的形態:恐懼vs犬儒主義

-以《現代啟示錄》中的恐懼和《盲流感》中的犬儒主義為例     

        本文試圖透過分析電影《現代啟示錄》(Eng: Apocalypse Now盲流感》(Eng: Blindness中提出的暴力(violence)的形態,來分析並對比當中的兩種暴力的形態的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或說一是種力量或壓低。首先一提,以下討論的暴力,並不是我們日常說A點對B點所施的力那種物理上的暴力,而是一種意志(或說意識形態)上的壓力或壓迫。

恐懼的壓迫
現代啟示錄
看完《現代啟示錄》後,故事未段失蹤的柯茲上校對恐懼(Horror)的分析,令我對當時的畫面很深刻,也令我去反思他指我們現代人恐懼是什麼。《現代啟示錄》藉人類對戰爭的恐懼和瘋狂指出,對人類最大的暴力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恐懼」,它來自己現代文明的道德觀對我們的控制,硬要將之執行在自己和他者身上,令我們失去人類最原始的自由。(柯茲在片尾的經典對白: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HkXl06MTpT8/

我認為,在電影前半部提到的是戰爭的虛無和瘋狂,虛無是指就算越共、美國和法國的軍人等在戰場內已不知道為什麼而戰,他們是戰場上作為殺戮的棋子,雖然好像背負著國家的期望,但在殺與被殺中面對死亡的恐懼和道德的譴責是無比痛苦的事;瘋狂是指他們在這種處境下,只有以執行命令之名才能合理化繼續進行的殺戮任務,也只有這樣作為軍人的身份才能在絕望的戰場中活下去。在電影最後一部分,威德拉終於找到柯茲上校,可是他初見威德拉就對他說:「你想過真正的自由麼?那種凌駕於他人的觀念甚至自己的觀念之上的自由。」由這裡開始,柯茲就開始對道德的批判,「真正」的自由不可以立足於價值判斷之上。然後,在黑暗中的柯茲對威德拉說:「你有權殺我,但沒有權審判我與恐懼為友,否則他將會成為你最可怕的敵人利用原始的本能去殺戮,沒有感情、沒有判斷沒有判斷,因為判斷會打敗你。」這段話的意思是恐懼,一定會存在在我們的思想內,與恐懼為友的意思是,不是去跟隨或與之妥協,而是去面對它和面對它,務求對它處之泰然,不然就會受它所驅使。面對恐懼,就是反思身處社會的給予你的價值觀,不要受它驅使去殺人!最後,威德拉將柯茲殺死那一幕,就像將牛殺掉的獻祭一樣,對於威德拉來說,這次殺戳僅只是為了他自己,因柯茲就是現代文明給他的牽絆(軍方的任務),柯茲就是他作擺脫時現代文明的祭品,同時也是獲得真正自由的祭品。

這裡說的暴力,其實就是指現代人的受道德的監控(surveillance),這種對擺脫道德來獲取自由的方法,與尼采那「超人意志」的概念很相近,就是重估一切道德和擺脫社會關係,再由自己建立一套由自身慾望出發的價值標準。他指,擁有超人意志的人,他們放棄身處中的社會關係,也不會跟隨日常成功與失敗標準,掃除一切阻礙他實踐個人意志的東西和人,其實這種說法跟柯茲甚至最後的威德拉很相似,擺脫道德和社會關係來獲取自由的意志。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由起床那刻開始,行為就開始受恐懼纏繞,不想擦牙但怕牙齒會蛀,不想浪費時間想穿什麼合適的衣服但怕面對別人的奇怪眼光,不想受GPA驅使下花心機寫一份功課但怕成績不好不能一級榮譽畢業,不想打一份自己不喜歡的工作但怕照顧不了家人,回想起,其實「怕」這個動詞滿佈日常的說話裡,例如「你不怕什麼嗎?」和「我怕如果不這樣就會怎樣怎樣」等等。這個「怕」字來得輕易,可見我們習慣了恐懼,同時也內化了令它變成我們思想的一個原素,視它為個理所當然(taking for granted),令我們不能去面對它,受它操縱。生活在一個現代都市的文化中,社教化已經灌輸了什麼東西應該做不不應該做,在社交生活受他人也受自己的監控,為何同一個社會的人他們的價值觀某程度上很相似,就是因為現代文明的將道德倫理轉變成對人們無孔不入的監控,如福柯用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來批判現代文明一樣,由空間設計到自我建構,無一不受論述(discourses)所 監控,恐懼這個東西,已經成為自我的一部分。但是,就如柯茲所說,既然恐懼不能消除,想有自由,就只能與它成為朋友,其意思就是當我們意識到恐懼時,就要捕捉和認清它的面貌,但不是協調,而是與之談判(negociate)

「視而不見」的犬儒態度
有時和朋友玩遊戲,即使蒙著眼睛幾分鐘,那樣看不見的恐懼也很強烈,而《盲流感》的「看不見」,我想不單上眼睛看不見,而是令良知上看不見。這使我想起最近在內地一個小女孩被兩輪車子撞倒,躺在地上,可是大部分經過的途人卻「視而不見」,這種人的冷漠,才是真正的失明。《盲流感》講述一群因為感染盲症而被迫進入收容所隔離的人,他們因「看不見」改變原本的交往方式

  對我來說,這個故事
有兩重意義。第一,我認為他們重拾「看見」(vision)其他人的能力,在各人未感染盲症前,在日常生活中與其他人交往是靠大家社會中的角色,例如醫生、工程師、商人、無業者,甚至一個盲人,每個稱號中也有既定的概念,這是社會給予我們的視力(seeing)。可是到人們進入收容院內,所有的社會角色也不管用了,就像是回到一個原始狀態的社會。在盲人的世界裡,每個人的聲音是獨特的,這種溝通方式使各人「面貌」變得立體和具意義,而不是靠一種「不需看見」的社會角色來確認。在這種群體裡,每個個體都也每個人需要互相依賴,同時也令他們所作所行也希望為群體著想,貼切的例子是當支配食物分配的一伙人需要用女人的性服務來交換食物時,那位日本女人在她的丈夫反對下,仍堅持自己犧牲對丈夫的忠誠來換食物給大家。第二,到故事的後半後,多是描述各個房間的人受到支配食物分配的一伙人的壓迫,縱使個人及其他朋友的溫飽、肉體、道德和尊嚴都給人操弄和踐踏,但是所有人都不敢反抗不公義的事情。他們對不公義事情的忍受和忍耐,可能是他們物質條件所限(即失明、行動不便、溫飽受別人控制)令他們採取消極的態度面對,但這種縱容,才是人真正的失明──「視而不見」。故事最後表明,老套點講句,其實只要能鼓起勇氣團體起來,一場反抗其實來得比想像中容易

這個故事中指出的暴力,其實不是指物質條件所限,而是我們對不公義「視而不見」犬儒態度。這種「視而不見」的盲,使我們就算知道有壓迫和不公義的事情,也不敢反抗所受的壓迫,也不動腦去想想反抗的可能性,最後只有在壓迫中苟且求存。其實,很像我們身處的社會,香港人那強烈的政治無力感,縱使大家都知道政府做得不好,但大家都心想「我們又能怎麼樣呢!」,例如強積金打工仔的血汗錢來給銀行投資、公屋居屋有需要但政府就也不起、行政長官不是普選出來等等,可是,大家都認為沒有能力改變現況,也不是自己的責任,這種「視而不見」的態度蒙蔽了我們的良心,一個追求公義的良心,最後就很可能變成附和拖暴者的施暴的暴力。對於這種暴力,我們不是沒有談判(negotiate)的方法,就是我們要視大家為一個整體,公義這是一個整體的概念,以公義這種道德責任去鼓勵大家去反抗。方法就像《盲流感》一樣,我們互相認識身邊的人,令到每個人的面貌也變得重要,了解他們所受的壓迫,為他們的遭遇感到憤慨。
結論
這兩種暴力的意識形態,令到人們改變不了受壓迫的狀態。《現代啟示錄》中所指因恐懼施加於人的暴力,與《盲流感》所指的犬儒態度施加於人的暴力。前者是要一種道德上的約束,恐懼規範著我們思想上自由,以社會的價值觀去審判(judge)個人與他人的行為。 與前者所受的道德約束不同,後者卻是一種犬儒態度下的自私和冷漠,這種態度與道德上的正義決裂,使個人對不公義的狀態採取消極和被動的態度,例如港人對政治的無力感使到個人著重關心自己的利益,漠視其他人所受的壓迫,最可怕的是使人失去改革社會的想法。
這兩種對暴力的概念有哲理上分別,所以,跟這兩種暴力談判的方法也有不同的實踐。要面對日常生活中的恐懼,就要意識恐懼的存在,避免以道德價值觀審判自己和他者的想法,嘗試擺脫只有對與錯的看法,重奪思想的自由和原始的慾望。與這種擺脫道德規訓的反抗方法相反,要反抗犬儒態度令個人對不公義狀況「視以不見」的狀態,就要令他們重拾道德上的正義,讓他們關心身邊受壓迫的人們。

Intellectuals & Power: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ichel Foucault and Gilles Deleuze


This is a transcript of a 1972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post-structuralist philosophers Michel Foucault and Gilles Deleuze, which discusses the links between the struggles of women, homosexuals, prisoners etc to class struggle, and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practice and power (4,000 words).

This transcript first appeared in English in the book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by Michel Foucault’ edited by Donald F. Bouchard.
MICHEL FOUCAULT: A Maoist once said to me: "I can easily understand Sartre's purpose in siding with us; I can understand his goals and his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I can partially under- stand your position, since you've always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problem of confinement. But Deleuze is an enigma." I was shocked by this statement because your position has always seemed particularly clear to me.
GILLES DELEUZE: Possibly we're in the process of experiencing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t one time, practice was considered an application of theory, a consequence; at other times, it bad an opposite sense and it was thought to inspire theory, to be indispensable for the creation of future theoretical forms. In any event, their relationship was understood in terms of a process of totalisation. For us, however, the question is seen in a different ligh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far more partial and fragmentary. on one side, a theory is always local and related to a limited field, and it is applied in another sphere, more or less distant from it. The relationship which holds in the application of a theory is never one of resemblance. Moreover, from the moment a theory moves into its proper domain, it begins to encounter obstacles, walls, and blockages which require its relay by another type of discourse (it is through this other discourse that it eventually passes to a different domain). Practice is a set of relays from one theoretical point to another, and theory is a relay from one practice to another. No theory can develop without eventually encountering a wall, and practice is necessary for piercing this wall. For example, your work began i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context of confinement, specific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psychiatric asylum within a capitalist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n you became aware of the necessity for confined individuals to speak for themselves, to create a relay (it's possible, on the contrary, that your function was already that of a relay in relation to them); and this group is found in prisons -- these individuals are imprisoned. It was on this basis that You organised the information group for prisons (G.I.P.)(1), the object being to create conditions that permit the prisoners themselves to speak. It would be absolutely false to say, as the Maoist implied, that in moving to this practice you were applying your theories. This was not an application; nor was it a project for initiating reforms or an enquiry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The emphasis was altogether different: a system of relays within a larger sphere, within a multiplicity of parts that are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 theorising intellectual, for us, is no longer a subject, a representing or representative consciousness. Those who act and struggle are no longer represented, either by a group or a union that appropriates the right to stand as their conscience. Who speaks and acts? It is always a multiplicity, even within the person who speaks and acts. All of us are "groupuscules."(2) Representation no longer exists; there's only action-theoretical action and practical action which serve as relays and form networks.
FOUCAULT: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political involve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was traditionally the product of two different aspects of his activity: his position as an intellectual in bourgeois society, in the system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nd within the ideology it produces or imposes (his exploitation, poverty, rejection, persecution, the accusations of subversive activity, immorality, etc); and his proper discourse to the extent that it revealed a particular truth, that it disclosed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where they were unsuspected. These two forms of politicisation did not exclude each other, but, being of a different order, neither did they coincide. Some were classed as "outcasts" and others as "socialists." During moments of violent reaction on the part of the authorities, these two positions were readily fused: after 1848, after the Commune, after 1940. The intellectual was rejected and persecuted at the precise moment when the facts became incontrovertible, when it was forbidden to say that the emperor had no clothes. The intellectual spoke the truth to those who had yet to see it, in the name of those who were forbidden to speak the truth: he was conscience, consciousness, and eloquence. In the most recent upheaval (3) the intellectual discovered that the masses no longer need him to gain knowledge: they know perfectly well, without illusion; they know far better than he and they are certainly capable of expressing themselves. But there exists a system of power which blocks, prohibits, and invalidates this discourse and this knowledge, a power not only found in the manifest authority of censorship, but one that profoundly and subtly penetrates an entire societal network. Intellectuals are themselves agents of this system of power-the idea of their responsibility for "consciousness" and discourse forms part of the system. The intellectual's role is no longer to place himself "somewhat ahead and to the side" in order to express the stifled truth of the collectivity; rather, it is to struggle against the forms of power that transform him into its object and instrument in the sphere of "knowledge," "truth," "consciousness," and "discourse. "(4)
In this sense theory does not express, translate, or serve to apply practice: it is practice. But it is local and regional, as you said, and not totalising. This is a struggle against power, a struggle aimed at revealing and undermining power where it is most invisible and insidious. It is not to "awaken consciousness" that we struggle (the masses have been aware for some time that consciousness is a form of knowledge; and consciousness as the basis of subjectivity is a prerogative of the bourgeoisie), but to sap power, to take power; it is an activity conducted alongside those who struggle for power, and not their illumination from a safe distance. A "theory " is the regional system of this struggle.
DELEUZE: Precisely. A theory is exactly like a box of tools.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ignifier. It must be useful. It must function. And not for itself. If no one uses it, beginning with the theoretician himself (who then ceases to be a theoretician), then the theory is worthless or the moment is inappropriate. We don't revise a theory, but construct new ones;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make others. It is strange that it was Proust, an author thought to be a pure intellectual, who said it so clearly: treat my book as a pair of glasses directed to the outside; if they don't suit you, find another pair; I leave it to you to find your own instrument, which is necessarily an investment for combat. A theory does not totalise; it is an instrument for multiplication and it also multiplies itself. It is in the nature of power to totalise and it is your position. and one I fully agree with, that theory is by nature opposed to power. As soon as a theory is enmeshed in a particular point, we realise that it will never possess the slightest practical importance unless it can erupt in a totally different area. This is why the notion of reform is so stupid and hypocritical. Either reforms are designed by people who claim to be representative, who make a profession of speaking for others, and they lead to a division of power, to a distribution of this new power which is consequently increased by a double repression; or they arise from the complaints and demands of those concerned. This latter instance is no longer a reform but revolutionary action that questions (expressing the full force of its partiality) the totality of power and the hierarchy that maintains it. This is surely evident in prisons: the smallest and most insignificant of the prisoners' demands can puncture Pleven's pseudoreform (5). If the protests of children were heard in kindergarten, if their questions were attended to, it would be enough to explode the entire educational system.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our social system is totally without tolerance; this accounts for its extreme fragility in all its aspects and also its need for a global form of repression. In my opinion, you were the first-in your books and in the practical sphere-to teach us something absolutely fundamental: the indignity of speaking for others. We ridiculed representation and said it was finished, but we failed to draw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theoretical" conversion-to appreciate the theoretical fact that only those directly concerned can speak in a practical way on their own behalf.
FOUCAULT: And when the prisoners began to speak, they possessed an individual theory of prisons, the penal system, and justice. It is this form of discourse which ultimately matters, a discourse against power, the counter-discourse of prisoners and those we call delinquents-and not a theory about delinquency. The problem of prisons is local and marginal: not more than 100,000 people pass through prisons in a year. In France at present, between 300,000 and 400,000 have been to prison. Yet this marginal problem seems to disturb everyone. I was surprised that so many who had not been to prison could become interested in its problems, surprised that all those who bad never heard the discourse of inmates could so easily understand them. How do we explain this? Isn't it because, in a general way, the penal system is the form in which power is most obviously seen as power? To place someone in prison, to confine him to deprive him of food and heat, to prevent him from leaving, making love, etc.-this is certainly the most frenzied manifestation of power imaginable. The other day I was speaking to a woman who bad been in prison and she was saying: "Imagine, that at the age of forty, I was punished one day with a meal of dry bread." What is striking about this story is not the childishness of the exercise of power but the cynicism with which power is exercised as power, in the most archaic, puerile, infantile manner. As children we learn what it means to be reduced to bread and water. Prison is the only place where power is manifested in its naked state, in its most excessive form, and where it is justified as moral force. "I am within my rights to punish you because you know that it is criminal to rob and kill . . . ... What is fascinating about prisons is that, for once, power doesn't hide or mask itself; it reveals itself as tyranny pursued into the tiniest details; it is cynical and at the same time pure and entirely "justified," because its practice can be totally formulat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orality. Its brutal tyranny consequently appears as the serene domination of Good over Evil, of order over disorder.
DELEUZE: Yes, and the reverse is equally true. Not only are prisoners treated like children, but children are treated like prisoners. Children are submitted to an infantilisation which is alien to them. On this basis, it is undeniable that schools resemble prisons and that factories are its closest approximation. Look at the entrance to a Renault plant, or anywhere else for that matter: three tickets to get into the washroom during the day. You found an eighteenth-century text by Jeremy Bentham proposing prison reforms; in the name of this exalted reform, be establishes a circular system where the renovated prison serves as a model and where the individual passes imperceptibly from school to the factory, from the factory to prison and vice versa. This is the essence of the reforming impulse, of reformed representation. On the contrary, when people begin to speak and act on their own behalf, they do not oppose their representation (even as its reversal) to another; they do not oppose a new representativity to the false representativity of power. For example, I remember your saying that there is no popular justice against justice; the reckoning takes place at another level.
FOUCAULT: I think that it is not simply the idea of better and more equitable forms of justice that underlies the people's hatred of the judicial system, of judges, courts, and prisons, but-aside from this and before anything else-the singular perception that power is always exercis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people. The anti-judicial struggle is a struggle against power and I don't think that it is a struggle against injustice, against the injustice of the judicial system, or a struggle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its institutions. It is particularly striking that in outbreaks of rioting and revolt or in seditious movements the judicial system has been as compelling a target as the financial structure, the army, and other forms of power. My hypothesis -but it is merely an hypothesis- is that popular courts, such as those found in the Revolution, were a means for the lower middle class, who were allied with the masses, to salvage and recapture the initiative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judicial system. To achieve this, they proposed a court system based on the possibility of equitable justice, where a judge might render a just verdict. The identifiable form of the court of law belongs to the bourgeois ideology of justice.
DELEUZE: On the basis of our actual situation, power emphatically develops a total or global vision. That is, all the current forms of repression (the racist repression of immigrant workers, repression in the factories,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e general repression of youth) are easily totalis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ower. We should not only seek the unity of these forms in the reaction to May '68, but more appropriately, in the concerted preparation and organisation of the near future, French capitalism now relies on a "margin" of unemployment and has abandoned the liberal and paternal mask that promised full employment. In this perspective, we begin to see the unity of the forms of repression: restrictions on immigration, once it is acknowledged that the most difficult and thankless jobs go to immigrant workers-repression in the factories, because the French must reacquire the "taste" for increasingly harder work; the struggle against youth and the repression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because police repression is more active when there is less need for young people in the work force. A wide range of professionals (teachers, psychiatrists, educators of all kinds, etc.) will be called upon to exercise functions that have traditionally belonged to the police. This is something you predicted long ago, and it was thought impossible at the time: the reinforcement of all the structures of confinement. Against this global policy of power, we initiate localised counter-responses, skirmishes, active and occasionally preventive defences. We have no need to totalise that which is invariably totalised on the side of power; if we were to move in this direction, it would mean restoring the representative forms of centralism and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We must set up lateral affiliations and an entire system of net- works and popular bases; and this is especially difficult. In any case, we no longer define reality as a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of competi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through the so-called representative agenc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r the General Workers Union(6). Reality is what actually happens in factories, in schools, in barracks, in prisons, in police stations. And this action carries a type of information which is altogether different from that found in newspapers (this explains the kind of information carried by the Agence de Press Liberation (7).'
FOUCAULT: Isn't this difficulty of finding adequate forms of struggle a result of the fact that we continue to ignore the problem of power? After all, we had to wait until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fore we began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exploitation, and to this day, we have yet to fully comprehend the nature of power. It may be that Marx and Freud cannot satisfy our desire for understanding this enigmatic thing which we call power, which is at once visible and invisible, present and hidden, ubiquitous. Theories of government and the traditional analyses of their mechanisms certainly don't exhaust the field where power is exercised and where it functions. The question of power re- mains a total enigma. Who exercises power? And in what sphere? We now know with reasonable certainty who exploits others, who receives the profits, which people are involved, and we know how these funds are reinvested. But as for power . . . We know that it is not in the hands of those who govern. But, of course, the idea of the "ruling class" has never received an adequate formulation, and neither have other terms, such as "to dominate ... .. to rule ... .. to govern," etc. These notions are far too fluid and require analysis. We should also investigate the limits imposed on the exercise of power-the relays through which it operates and the extent of its influence on the often insignificant aspects of the hierarchy and the forms of control, surveillance, prohibition, and constraint. Everywhere that power exists, it is being exercised. No one, strictly speaking, has an official right to power; and yet it is always excited in a particular direction, with some people on one side and some on the other. It is often difficult to say who holds power in a precise sense, but it is easy to see who lacks power. If the reading of your books (from Nietzsche to what I anticipate in Capitalism and Schisophrenia (8) has been essential for me, it is because they seem to go very far in exploring this problem: under the ancient theme of meaning, of the signifier and the signified, etc., you have developed the question of power, of the inequality of powers and their struggles. Each struggle develops around a particular source of power (any of the countless, tiny sources- a small-time boss, the manager of "H.L.M.,"' a prison warden, a judge, a union representative, the editor-in-chief of a newspaper). And if pointing out these sources-denouncing and speaking out-is to be a part of the struggle, it is not because they were previously unknown. Rather, it is because to speak on this subject, to force the institutionalised networks of information to listen, to produce names, to point the finger of accusation, to find targets, is the first step in the reversal of power and the initiation of new struggles against existing forms of power. if the discourse of inmates or prison doctors constitutes a form of struggle, it is because they confiscate, at least temporarily, the power to speak on prison conditions-at present,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prison administrators and their cronies in reform groups. The discourse of struggle is not opposed to the unconscious, but to the secretive. It may not seem like much; but what if it turned out to be more than we expected? A whole series of misunderstandings relates to things that are "bidden," "repressed," and "unsaid"; and they permit the cheap "psychoanalysis" of the proper objects of struggle. It is perhaps more difficult to unearth a secret than the unconscious. The two themes frequently encountered in the recent past, that "writing gives rise to repressed elements" and that "writing is necessarily a subversive activity," seem to betray a number of operations that deserve to be severely denounced.
DELEUZE: With respect to the problem you posed: it is clear who exploits, who profits, and who governs, but power nevertheless remains something more diffuse. I would venture the following hypothesis: the thrust of Marxism was to define the problem essentially in terms of interests (power is held by a ruling class defined by its interests). The question immediately arises: how is it that people whose interests are not being served can strictly support the existing power structure by demanding a piece of the action? Perhaps, this is because in terms of investments, whether economic or unconscious, interest is not the final answer; there are investments of desire that function in a more profound and diffuse manner than our interests dictate. But of course, we never desire against our interests, because interest always follows and finds itself where desire has placed it. We cannot shut out the scream of Reich: the masses were not deceived; at a particular time, they actually wanted a fascist regime! There are investments of desire that mould and distribute power, that make it the property of the policeman as much as of the prime minister; in this context, there is no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wer wielded by the policeman and the prime minister. The nature of these investments of desire in a social group explains why political parties or unions, which might have or should have revolutionary investments in the name of class interests, are so often reform oriented or absolutely reactionary on the level of desire.
FOUCAULT: As you sa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sire, power, and interest are more complex than we ordinarily think, and it is not necessarily those who exercise power who have an interest in its execution; nor is it always possible for those with vested interests to exercise power. Moreover, the desire for power establishes a sing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interest. It may happen that the masses, during fascist periods, desire that certain people assume power, people with whom they are unable to identify since these individuals exert power against the masses and at their expense, to the extreme of their death, their sacrifice, their massacre. Nevertheless, they desire this particular power; they want it to be exercised. This play of desire, power, and interest has received very little attention. It was a long time before we began to understand exploitation; and desire has had and continues to have a long history.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struggles now taking place and the local, regional, and discontinuous theories that derive from these struggles and that are indissociable from them stand at the threshold of our discovery of the manner in which power is exercised.
DELEUZE: In this context, I must return to the question: the present revolutionary movement has created multiple centres, and not as the result of weakness or insufficiency, since a certain kind of totalisation pertains to power and the forces of reaction. (Vietnam, for instance, is an impressive example of localised counter-tactics). But bow are we to define the networks, the transversal links between these active and discontinuous points,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or within a single country?
FOUCAULT: The question of geographical discontinuity which you raise might mean the following: as soon as we struggle against exploitation, the proletariat not only leads the struggle but also defines its targets, its methods, and the places and instruments for confrontation; and to ally oneself with the proletariat is to accept its positions, its ideology, and its motives for combat. This means total identification. But if the fight is directed against power, then all those on whom power is exercised to their detriment, all who find it intolerable, can begin the struggle on their own terrain and on the basis of their proper activity (or passivity). In engaging in a struggle that concerns their own interests, whose objectives they clearly understand and whose methods only they can determine, they enter into a revolutionary process. They naturally enter as allies of the proletariat, because power is exercised the way it is in order to maintain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They genuinely serve the cause of the proletariat by fighting in those places they find themselves oppressed. Women, prisoners, conscripted soldiers, hospital patients, and homosexuals have now begun a specific struggle against the particularised power, the constraints and controls, that are exerted over them. Such struggles are actually involved i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o the degree that they are radical, uncompromising and nonreformist, and refuse any attempt at arriving at a new disposition of the same power with, at best, a change of masters. And these movements are linked to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of the proletariat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fight against the controls and constraints which serve the same system of power.
In this sense, the overall picture presented by the struggle is certainly not that of the totalisation you mentioned earlier, this theoretical totalisation under the guise of "truth." The generality of the struggle specifically derives from the system of power itself, from all the forms in which power is exercised and applied.
DELEUZE: And which we are unable to approach in any of its applications without revealing its diffuse character, so that we are necessarily led--on the basis of the most insignificant demand to the desire to blow it up completely. Every revolutionary attack or defence, however partial, is linked in this way to the workers' struggle.
This discussion was recorded March 4, 1972; and it was published in a special issue of L'Arc (No. 49, pp. 3-10), dedicated to Gilles Deleuze. It is reprinted here by permission of L'Arc. (All footnotes supplied by the editor.)
1. "Groupe d'information de prisons": Foucault's two most recent publications (I, Pierre Riviere and Surveiller et Punir) result from this association.
2. Cf. above "Theatrum Philosophicum," p. 185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3. May 1968, popularly known as the "events of May."
4. See L'Ordre du discours, pp. 47-53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5, Rene Pleven was the prime minister of France in the early 1950.
6. "Confederation Generale de Travailleurs",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Workers.
7. Liberation News Agency.
8. 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 (Paris: P.U.F., 1962) and Capitalisme et schisophrenie, vol. 1, 'Anti-Oedipus, in collaboration with F. Guattari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12). Both books are now available in English.
9. Habitations à Loyer Modéré - moderate rental housing."

this transcript was retrieved from 

1月 12, 2012

泛民初選的意義的局限(作為一位泛民初選義工的經驗)


原本只是想看有個泛民陣營的人在來緊一系列的後選特首論壇上質問豬/狼關於政制(最重要是普選)發展的問題, 會有點公民教育的作用, 所以昨天才會幫泛民初選helper(其實有點津貼), 可是整天的票站經驗, 令我開始擔心一場所謂的泛民初選, 是否真的能穿教育市民去關心香港的民主發展?

令人反感的投票的原因


昨日的經驗令我對民主黨的一些行為甚為反感, 就是他們在票站附近叫人投票的原因,  當中甚少提及他們想參與小圈子選舉的質問建制派的目的, 而有大部分原因如下:

1)"投票就係爭取民主, 所以一定要黎投票", 還有加埋一大堆民主條路好難行之流的說話來打個卑情牌, 如果投票就是爭取民主的話, 那民主對你們的定義只是一個投票機制, 換句說話只要可以投, 無論投可樂百事七喜也沒所謂, 即使你不喜歡汽水, 只你可以參與投票這算民主!? 這樣教育市民什麼是民主, 只是投一票就叫民主實踐, 難怪香港民主的路那麼難行啦

2)"雖然未有得一人一選特首, 但你地依家可以一人一票選住個泛民特首後選人先", 難怪有論者說民主黨的政治理念只局限在「參與」, 而這種的參與確實令我質疑他們只為了自己黨(或曰「保守泛民」)的利益, 因為就算你們想推一個泛民特首後選人去與建制派辯論, 卻限制其他人參與, 只有保守的何和一個更保守的基給我們選, 這樣和阿爺只給豬和狼我們選有什麼分別?選舉, 應該是公開它的參與權吧? 這樣如果面對泛民初選已經一個小圈子選舉, 這個人有什麼資格代表我去參與一個更小圈子的特首選舉

3)同場有社會主義行動的人也罷了攤位, 說的都是聲討整個泛民初選就係維護小圈子選舉假民主雲雲,想不到民主黨的人卻指責對方行動是"非理性同暴力", "香港市民係唔接受","我地投票就得"...雖然社會主義行動的人的行為是有點滋擾性, 但他們的質問並非沒道理, 可是保守泛民污名化別人為非理性這樣的回應似乎已成標準, 對於別人質問的內容, 他們卻一概不理, 那還有什麼可供對質和討論的餘地呢?

4)最後他們還擺票站的helper上枱, 開咪話"依班大學生為左民主站企在o係度成日, 希望大家擁躍投票"....而這句一出, 「巧合地」即時多了人去排隊投票, 於是拿咪的那位民主黨人重覆這句說話...但老實說, 大學生做票站工作人只跟叫人去投票有什麼關係? 這種選舉, 真的讓我看到articulation是無限可能的!!

除了拉票的原因令人反感之外, 我發覺大部分選民都是來支持民主黨所以投票, 至於投的是什麼? 他們卻好像不太清楚, 多少個阿婆阿伯拿著民主黨的選擇傳單來跟我說, "我要投這個", "我要投阿仁"...我還見有個阿叔好開心大說說 "好野呀, 終於有得一人一票特首喇"...一場選舉, 勝出的人應該如何合理地說出自己的勝出的原因呢? 雖然, 以上的說話不是出自一位民主黨議員的口, 但他們的助手卻未免有點混淆視聽, 假借民主之名叫人投票給他們, 真的需要這麼不擇手段嗎?
作為一個民主派的大黨, 竟用一些如此缺乏公民教育的理由去找呼籲市民投票, 實在令人痛心港人的民主之路如何崎嶇。

3萬多票的泛民代表性?


到最後個多小時, 拿著泛民初選傳單的我, 也不好意思叫途人投票, 拉一些什麼也不清楚的人去投票就像欺騙一樣, 因為得票最多的人可以選民之名得到一份代表我們的權力, 這種因三萬多張票(不說選民怎樣投票了)就可以代表全港的泛民支持者的意願的名義來跟

其實, 泛民初選的意義是選出一名代表泛民的特首後選人在選舉論壇上質問定會勝出的建制後選人(豬或狼)兩普選的事--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廢除功能組別), 可是如數爭取兩普選一事, 在2010年5月16日由社民連及公民黨搞的「五區公投」卻得到50多萬港人投票, 為何保守泛民認同一個只有3萬多人投票的結果, 但卻不參與和杯葛一個遠超他們n次的公投行動? 別告訴我路線不同, 除了為了一黨的私利, 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同泛民初選與五區公投爭取的兩普選有什麼分別?

對於未來的特首選舉, 結果不是狼就是豬, 總之是中央欽點的人, 我們只能硬食....現在對於未來的特首選舉, 我只有一個悲觀的看法和一個更悲觀的看法:
1)悲觀地看, 即使只能做個花生友, 我也希望何俊仁先生能在來緊多次的特首論壇有勇氣和有智慧地質問狼/豬在民生民主發展上的問題, 迫使他們交出實質的兩普選承諾...雖然, 民主黨在過去在立法會上曾讚成建港深廣高鐵, 反對最低工資, 支對全民養老金等, 但我希望他們在廣大觀眾面前可以良心發現, 一改常態, 給全港市民上幾科有效的公民教育課。
2)更悲觀的看, 廣大市民真的以為泛民和建制的特首後選人在公平競爭, 更有理由去合理建制派的勝出是民主選舉的結果, 到那個時候, 恐怕大家也會忘記了小圈子選舉的不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