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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0, 2012

DRP

寫著第2次DRP report, 在電腦前斷斷續續的走開坐下, 這次比上一次更吃力, 當你越清楚一樣東西時你就越不敢下筆,因為你再不可亂打一堆字出來, 現在真是句句諸機...離交report還有十多天, 壓力比上次更大...老實說, 用DRP的壓力和有完沒完的狀態真的令人時常都很鬱悶...對其他東西不敢提起勁和心機, 怕會影響這個大事...現在拉開對住書本的視線, 突然想起DRP的過程中很多有趣畫面... 回頭看, 在讀書上我也是個很幸運的人, 又遇上一個好老師, 一位超愛美和有智慧的老師

導我讀了第2本Elspeth Probyn的書、教我閱讀的方法、教我如何寫好完整的結構、rephrase我說得不清楚的話、鼓勵我分析自己的感覺、鼓勵我去寫我不習慣的文體、打開我affect的視角、更正我對理論上的誤解、自己改meeting時間然後知會他、我記錯meeting time但照見、一張紙也沒有
去找他consult、敲門說有沒有空可否聊聊天、meeting中途我說要錄音、錄音時刻意用英文去narrate重要的東西、要我"世顧地"建立自己的文化資本、推薦他的學生給其他教授認識、見我整晚沒睡就拉我去喝咖啡、見面第一句問他最近如何....


種種在office見面的畫面, 總是令人回味, 跟他學習最有趣的地方是緊張的進入他office卻輕鬆和滿載的離開繼續DRP的路...



第一次去office找這位老師, 因為不確定erni讀得對不對, 於是只叫佢john..有一次, 看完the ghost of Rwanda之後悶悶不樂, 找他聊種族的問題時我竟然兩眼通紅....DRP之後, 



記得在台灣的社會學研究所中, 有位陸生問一個老教授這麼多理論和思想, 那我們該如何去選擇?這條問題,我也想過....有時, 人生的經驗不可能盡是理性可控制的, 就如阿john說「我們現在談的是possibilities, 不是causal relation」:)

12月 09, 2012

生活半年就可以分裂出一個台灣人

在台灣生活了半年, 面對回到香港的落差, 開玩笑地我卻發覺自己精神上分裂了一個台灣人出來, 開始用台灣人的視角看待香港的事, 而或說以台灣的經驗作為一面對照香港社會的鏡子。為什麼會這樣的呢? 我想不是因為我很喜歡台灣這個原因, 而是我在那裡生活過(不是旅行)而產生的歸屬感。人的歸屬感是件很奇妙的東西, 相比起在優劣生活條件的選擇, 它更取決於一個人生活過的經驗和產生過的感覺。所以, 可以的話, 我想我應該去多些地方生活一下, 我們在資訊上和知識上都不太缺乏, 可是, 生活經驗卻很貧乏

11月 30, 2012

神探亨特張

神探亨特張Beijing Blues (2012),圖來自http://movie.mtime.com/155918/posters_and_images/2144652
神探亨特張Beijing Blues (2012), 
一部非常特別的警賊片
沒有槍戰和動作畫片, 只有一個神探和一群人在一個小社區跑來跑去捉小偷和偷東西
這樣的平凡故事卻給不少問題...
做警察的, 一定是大家口中的"國家機器"? 一定是自私自利?
做小偷的, 一定生活困苦? 一定是不知醜? 

神探張哥被大賊挑戰, 揚言「在三天裡我會在你管轄的社區裡偷十萬, 然後送給今天被輾的小女孩治病」
面對這樣的賊, 一群疾惡如仇的街坊到底要在道德上怎樣決擇...

在制度中的角色和權力外, 道德, 甚至怎樣將道德轉變成foucault口中的"technology", 會是內地社會的社區生活最有趣的地方
很多時, 我們想著怎樣改革制度, 但卻認不清一個社會/社區的內容與其形式(這是很Simmel的語氣)
《神探亨特张》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张慧领是海淀分局双榆树派出所一名便衣民警,在七年的时间里抓获1600多名违法犯罪嫌疑人。

11月 19, 2012

花王花姐

花姐教Michael「看樹」

花姐,
一個michael下課在校園搭上的婆婆
可是, 她懂的東西卻令我們嘩然

拿著筆記本和筆, 寫下一棵樹的號碼, 用一台過時的數碼相機把它拍下
其實, 她是受嶺南所托檢查這裡的樹有沒有倒塌的危險
這天由上午檢查到現在, 差不多完了
她說我們可陪她邊檢查邊聊天, 哈哈, 她很健談,
「我有帶卡片在身, 方便交朋友嘛」她翻著袋裡的東西, 應該是她忘了


6歲因為石狹尾大火而去北京住, 因為窮而沒有燈夜讀, 但卻在圖書館遇上被中共安置的國民黨"遺民", 意外的圖書館的童年卻令她習得一口順利的俄文和認識了拉丁文
談笑間她也說自己很有言語天份,去一越南半年就能學會越南語
香港有份舉辦的奧運, 俄隊國家隊也指定找她當翻譯和接待
「現在的後生只會講兩句英文,  在機場接人時會轉也不會講」她說


她多次叮囑我們不要亂跟風, 羊群效應, 要獨立思考
在內地成長,讀農業哲學等, 在香港工作和生活多年
她覺得沒有共產黨, 那有新中國, 那有現在的香港, 「飲水要思源呀」
經驗過上山下鄉, 文革, 六四的她, 覺得只有少數人反對的國民教育, 是不應該反對呀,
(原來, 國民教育只有「十分一」人反對這種官方論述在一個偽民主社會是挺見效的 )

花王, 應該是她的正職,
可是, 她還有很多不同的工作經驗, 教授農業和種植也是她的興趣
迪士尼二萬棵村, 她一個月就檢查完了
幫政府檢查樹木檢了38年, 我們問她, 其他人看樹也是這樣嗎
「現在讀書出來的後生那懂看樹, 他們亂做的」她說
我們應該怎叫你
「我叫花姐啦, 上至消防署長下至小朋友也這樣叫我, 好像朋友一樣」她在消防署當了文職和花王很久

差不多聊了一個小時, 在她眼中, 我和Michael應該壞不到那裡去
其實她對人的道德要求很高, 男的要讀書工作才可拍拖結婚,
而對女的, 更糟, 她們最不要對男性表現很主動,
剛好有位很活潑的女同學走過並hyper的跟michael打招呼, 花姐就問是不是他女朋友, 哈哈

我指一橫看外表很乾燥也沒有葉的樹說, 「它死定了」
「對呀, 她快死了, 跟我一樣」花姐淡然也說, 然後寫下「A027」那樹的號碼
花姐叫我們可以找她玩, 帶我們去看樹也可以, 可以打電話給她
送到校門口坐車, 我們還追巴士, 看來花姐很健康

聊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我想我們兩個應該會再找這位花王--花姐
還有叫她介紹她公司那個聰明,能幹, 美麗的內地研究生給我們認識, 因為花姐說她沒什麼朋友XDDD



11月 17, 2012

[身份認同]香港這個民族?

圖來自FB群組「我哋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
「普教=消滅一個民族」這除了是一種滑波思考外, 還是對一個"民族"下一個非常簡約的定義(就是文化上的言語, 如果我們加上政治和歷史的角度, 所謂要保護的民族性也只是一個後殖民主義), 同時, 也暗示著我們這個民族想抓緊一種屬於香港人的"originality", 可是, 卻沒有人能明確也說香港人的originality是什麼, 中英夾雜的的香港文化是否能定義香港的民族特色? 但這個特色又能被視為我們一直難以抓緊的originality? 另外, 這個圖也表明了面對外來者"入侵"時所產生的恐懼往往會消滅(cancellation)還是轉變(transformation)一個族群而有所混淆

11月 16, 2012

[相片]沙角頭的訪客

這張是用minolta SR-1 with ROKKOR-PF 1:1.8 以Kodak 400的底片拍的(忘了是什麼設定,自己也不太熟, 而是憑感覺來調教快門與光圈, 只是亂拍而已XD),特別喜歡這張的原因是構圖和顏色!

我們又去沙頭角做訪客了(因為要進去這個禁區要申請訪客產証),又去朋友在沙角頭的漁排上吃喝玩樂。記得那天是中午陽光很猛,我有的單反是拍不出這個強光下的空氣中的熱和黃的,只會變成白色;所以用底片拍強光下的人和物最有趣的地方是,拍出來的顏色很順眼,因為底片對陽光的寬容度很高,再就算吸很些光也不會過度的白。還有,就是這幾個穿得很城市的女孩走到這輛貨車旁時,有種時代的contradiction,所以我笑她們像70s的工廠女工,哈哈




11月 04, 2012

我就來不懂寫字了

寫字, 是一種思考方式乘以一種身體技巧

中學之後開始習慣了用鍵盤打文章, 連上課也懶得用筆寫筆記, 現在要抓著筆幹寫字的感覺變得很奇怪, 一種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不適應!!
寫字時, 下筆那刻要三思, 好像迫使我退回一種不再熟悉的思考方式, 沒有了delete, copy, paste鍵, 思考彷彿難以自由地跳躍(這也是我常被罵的跳來跳去難以follow), 在梳理一些想法時也難以打散再重組, 這種不能輕易將ideas進行floating&shifting的過程令我只能直線和層級也思考;
更甚者, 早已habitualised和熟練的書寫技巧日漸陌生了, 手腕操縱筆幹時的肌肉收縮變得反應緩慢和沉重, 由筆觸這種視覺感知所引發的字符聯想也變得模糊...所以寫字對我來說就像是烏龜走行般的行為, 迫不能已, 我也不會用筆寫字的=="
所以, 如果你收到我寫的字且覺得很醜時, 哈哈, 請不要見怪, 你懂我的! 因為我就來不懂寫字了...

10月 12, 2012

Lawrenece Grossberg--Hope

http://www.k-state.edu/english/symposium/2002/grossberg.html

Lawrenece Grossberg said that, when Sturat Hall once described himself as a political humanist and an intellectual anti-humanist, he perhaps is an ethical humanist.

"Ethics transcends the intellectual enterprise. Similarly, hope, in the end, transcends the political enterprise. Hope can be denial intellectually, but hope isn't defined intellectually."

( quoted from an interview by Gregory J. Seigworth & Melissa Gregg, the interview topic is--Affect's Future: Rediscovering the Virtual and Actual,  edited in the book of The affect Theory Reader,2010)

10月 01, 2012

黑色的十一, 我們城市的陰影

半夜回家知道今天的撞船新聞, 邊看邊心痛, 這種意外太可怕了...聽著被救上岸的人形容整個撞船已致死裡逃生的經歷, 腦裡就出現就像拍戲般的畫面, 就算是我懂游水, 我也不一定可以逃生, 什至如果我最親的人也在, 我能否救他們...這種意外的經驗實在太可怕了..想著想著心都慌了, 生命真的很脆弱....
這麼造成多人罹難的意外(到現時有8人死亡, 20多人仍然失蹤), 會成為這個城市的記憶, 也是陰影...這個星期, 又或是往後的十月一日, 這種記憶一直會為這個世代的人留下永不磨滅的記憶...接下來, 這個城市就要想辦法去安撫這個傷口...
很多年沒祈禱了, 救主關顧他們...

9月 30, 2012

中秋明月

八月十五的明月, 特別在是一種偶然的相遇, 也一般在一種宿命的安排... 
就樣說, 是由於過去在台灣的日子, 習慣了每晚對著月亮, 由月缺看到月圓, 然後又等到月缺, 我知道也跟縱著月亮的變化...而香港的明月, 只到了這個日子, 我才會記抬頭看看, 喔這是明月

9月 23, 2012

反「新界東北」之與原居民對談:原居民與非居民的假對立

「撤」, 不但是撤回政府的規劃, 更是撤回種種盲目的發展觀
從上水火車站遊行至政府搞的草地諮詢會場途中,在遊行隊伍,有原居民作糾察外,反對政府「新界東北深港城規劃」的人其實挺多元,有學生組織,有一家大小的城市人,有基層一點的「救贖香港」組織,也有政黨組織的人來支持。
進入會場後,「撤!」的反對聲音此起彼落,光看用上衣的顏色就可以辨別出支持和反對者(白色衫)。在會場裡,我與幾個穿藍衫上水鄉的大叔聊了起來(藍衫的是村公所幹部,而黃衫的是普通村民),他們的立場是支持政府的規劃方案同時反對政府在他們的圍村旁擴建原本的污水處理廠。與他們討論完,就有位記者就問我,「見你唔似其他人咁佢地大聲對罵,反而同佢地有講有笑,咁你有冇覺得同佢地傾完之後有唔同到呢?」我就實話實說,之前聽原居民的意見都是來自「祠堂強」的,而剛剛的原居民他們也說「祠堂強」不代表他們。和他們討論完,我發現,支持規劃的原居民與反對規劃的非原居民之間的所謂「對立」其實有很多可以arguablecooperative的空間,只是需要點時間和機會磨合。
這文章是記述了當天我和藍衫大叔(他姓廖的,下稱廖生)還有一位黃衫女生的對話,希望可以讓反對東北規劃運動的參與者了解一下原居民的立場和當中的想法,看看有沒有方法和可以說服他們,就算不用吸納他們反對陣營,至少也能消除當中的對立。同時,這種假對立不止於原居民與非原居民,它更是整個運動如何動員港人來破除舊有香港發展迷思的挑戰。

1.      地少人(越)多論

問廖生為什麼支持方案,他說因為這個規劃能滿足港人的住屋需求,廖生強調「家」對港人重要,香港的面對的問題正是地少人多,而且人口越來越多,而這個規劃正好騰空大片土地來蓋樓,這樣市民可買些較便宜的房屋。其實我們早給政府洗腦了,我說其實政府隱瞞了差不多2000千公頃的空置官地,其實可能用一半就可以取代這個重新規劃一個衛星城市的人口和樓宇需求,只是政府不願意;如果說人口,其實我們都不清楚政府所想的人口政策,因為政府根本沒有做,如果我們面對的真是人口增長,那麼增長的會那部分人?基層?中產?還是長者?那時的人口結構是怎樣?人口老化會更嚴重嗎?這些問題其實廖生(或者我)都不太了解,但我們似乎深信「為了應付人口增長那當然蓋越來樓越來,不管蓋的是什麼類型的樓房」這種洗腦思維?
廖生也認為市區官方也是個好主意,但同時也要做這個東北規劃,因為在countryside的城市可減低市中心的人口密度。

2.      衛星城市的迷思

我們的政府尤愛創造性的計劃,例如他們說保護自然於是先剷走原來的濕地再在旁邊蓋一個人工濕地。一個在一片泥土上像大爆炸般爆出來的衛星城市,其實很多基本的生活配套也要重新,例如醫院、學校、社區中心、街市、街邊小店,有些可以蓋出來,但有些是蓋不出來的,你看看政府在天水圍的規劃就知道了。我接著問廖生我們有必要在這裡再建多個衛星城市嗎?他以在New York等大城市的外國生活經驗告訴我,人家外國的衛星城市全是建在countryside,道理就是為了減低市心中的人口密度,因為「人越多的地方就越亂」。我回應他說有理論家證明了人口高密度的地方反而治安較為安全,一來是因為多警察巡邏,二來是因為不同的人整天在街道上走來走去同時起著監察的作用。至於人口流動,我說就算在New York,只有有錢的人才會移到countryside,而基層的市民是會不斷流入市中心住,在香港就算不是住,日常的人流(工作和吃喝玩樂)移向市中心也不會減少,那為何不在市區蓋平價私樓和居屋、公屋呢?廖生回應說政府規劃的新市鎮是長遠來看的,以前沙田、將軍澳也是新市鎮,你看現在發展好多。我心想這種「好不好,要建了才知道」思維真是糖衣毒藥,吃了很難解毒。

3.      支持但無視土地農業

說到我不同意政府的規劃,除了沒必要蓋個衛星城市外,我們應該保護本土的農業。原來廖生說他現在做是肥料的,他很婉惜政府對土地農業甚少,也希望搞好本土農業。他再補充,如果被收地人的想繼續種田的,其實政府會安排另一片地來讓他們種田的。其實農夫又豈是一份工作,我說農夫種田其實更是種生活方式,因為他們的生活建基於家與農田,還有和廖生這些圍村人珍重的鄰舍關係;我不知道賣肥料的他是不是知道定還是hea我,一塊持續地耕作的農土,除了比較肥沃外,更重要的經長年累月的使用後農夫能掌握了農地的屬性和該種的作物。他鬆容地答我,以他的觀察非原居民中耕田的其實不多,當中有不是「租仔」(即租客)。他再說近幾年很多租仔租房住,他估計他們知道政府要收地,才刻意搬進來博取「上樓」和賠償的。
其實他並沒有回應我保護農業的問題,這樣反而模糊了非原居民的多樣性,以非原居民士當中有人想貪心拿賠償的可能,來醜化和指罵反對規劃的人。

4.      原居民世襲的「祠堂」v.s.非居民租來的「家」

雖然廖生他們的原居民村在規劃中得以保留,但我就好奇一問「拆祠堂論」。我問他:「如果政府要拆你們的圍村、拆你們的祠堂,你會怎樣?」他立即登大雙眼說「仲使問,我同佢死過呀!」我再問他,其實在場的反對聲音中好像是要求「不遷不拆」的,他們好像也視租住的地方為他們的家,其實和廖生他們一樣呀!而廖生只好無奈地說,他們不是業主和地方,地方要賣,他們也沒有權say no
雖然法律很難爭議看似非黑即白的東西,但如果現在討論的是新界東北規劃、甚至香港政府對於城市發展的意識形態時,那就不可以用市場自由交易土地這個原因來合理政府的新界東北規劃。在收地賣地的程序上退後一步看,整個規劃由政府負責,而為何政府不是整成個地區連根拔起反而是刻意避過原居民村落,計劃剷起在地圖上有非原居民村落和農田來作建設?當中涉及的是鄉議會和原居民的政治特權,沒有這樣權勢的非居民,任由地產商用各種可恥的威迫餌透來收地也沒人幫助。
5.      上水人低密度生活的泡沫危機
廖生拿著用了百多年的銅鑼,指著不遠處說要回祠堂,問我有沒有興趣去看看,我說還想看看,於是他就走了。旁邊來了一位黃衫上水鄉讀副學士的女生(稱她廖小姐),我就乘機問她怎樣看最近上水的水貨客件事。在上水長大的廖小姐,同樣喜歡這裡的人口和樓宇的低密度。雖然廖小姐體諒跨境學童的家長頻密在上水租房,但人流和店舖也改變了很多,越來越多人在上水你來我往讓她覺得不再舒適。於是我再問廖小姐,政府這個所謂的「低密度」規劃,必定大大增加上水的人口和樓宇的密度。說到這裡,廖小姐沒有用「不同看法」來回應我了,只說在香港很難有低密度生活的消極回應。

6.      地產商收地的願者上吊,還是威迫餌透?

在這次規劃的反對與支持的爭議中,這算在場諮詢會中,有一個利益團體潛藏著,那就是在新界東北一直囤積荒地的地產商。就到地產商,廖生提醒我,叫我們這些學生小心被地產商和租客所利用來拉高政府的賠償;首先,政府很可能會用提高賠償的招數來轉移大眾對東北不遷不拆運動的理解,甚至又醜化為貪心。可是,整個運動要求的是不遷不拆,目的就是撤回政府的規劃,就算政府提高賠償(這是地產商最高興的),也不是這場運動要求的。
廖小姐說,收地是市場的自由買賣,是願者上釣的交易,就算沒有政府這個大型規劃,地產商也會收地。地產商一直用田生式的爛子收地方式來迫走租戶、欺騙老人家簽賣地契、不停滋擾不願賣地和搬走的居民,我問她這樣叫「願者上吊?還是威迫餌透?」沒有政府這個規劃,地產商定不會在不毛之地大肆收地,這種發展模式是自由市場?還是地產商X政府X中央這種超級利益聯盟的陰謀?

最後,這次對與原居民的聊天其實不太完整,因為還沒有聊到「港堔融合城」的規劃目的,而這點對於吸納原居民來反對由中央決定的割讓港地,比處理以上六點爭議來得容易。這場反新界東北港深融合規劃運動已提升到港人港事的層次,相信很快就會變成全港人對政府這種偏向中港融合、官商勾結的發展方向的價值判斷之爭,而問題就是能引起有多少人關心這個議題。地少人多論、衛星城市的的發展趨勢、犬儒地理解土地農業、原居民世襲的「祠堂」優越於非居民租來的「家」、政府與地產商的官商勾結,以上幾種「廖生」、「廖小姐」的廖氏意識形態,不論有否涉及到自身利益,其實不多不少暗示著一部分港人同樣持著這些城市發展的迷思和價值觀。可是,以上幾種真是一種無法消除的對立嗎?還是一種由政府和親中媒體製造出來的假對立?在政府刻意對大眾說謊不認中港融合目的,而在媒體上刻意製造「住屋需求vs不遷不拆」(第一點)這種假對立來令大眾以為拆村就能解決香港住屋需要。自保留菜園村和反高鐵運動時已經對戰過的發展觀,只是現在不是「中環價值」,已被「西環價值」取代了,而且來得更凶狠。真正對立的,其實就利益。我們要面對的,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利益聯盟:政府X地產商X中央。

那位記者一再問我經了解後立場有沒有改變的問題,我也一再回答她,我說了這麼多(我大致已淺談了以上幾點)你還問我立場會不會改變?我反而覺得如果政府再這樣下去的話,原居民的支持立場可能會改變。訪問完後我問她是那間報社,她說:「其實你都聽過,大公報」,那刻我完全明了她為什麼一直問我立場有沒有改變之類。糟糕的是,她拍下了那個大叔拍我博頭的照片,不要立這樣的存照呀拜託。
我們要求撤回規劃, 因為滅村就等於滅家
更多關於「新界東北」爭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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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一體化殺到埋身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3832


三千居民圍政總反新界東北發展

明報(2012/09/23)頭版:六成住宅地留建丁屋 5000人諮詢會爆衝突 陳茂波漏口風
http://news.sina.com.hk/news/2/1/1/2778925/1.html


9月 10, 2012

寫在9月10日的抽離

睡過頭,縱使今天是開學但我沒有回學校
看了一眼8點多的鬧鐘,決定不起來,
只想閉上眼睛,我現在很軟弱想逃避醒來後的失望...
2點起來,決定好好用今天處理好開學前的瑣碎事,由台灣回來後就置放左一旁懶理
在地鐵裡、巴士裡、茶餐廳裡,看到大家又回到日常的生活狀態了
受舊中學校友會的想策動罷課的召喚,我回到那間中學,一踏進校門就見到對一直很疼我的吳老師,我們的對望,這像舊情人一樣,她說我不再是以前的足球小將了。回到這個場地,好像回到了逃難所一樣,一個永遠可讓我天真和放肆的地方
而我的思緒,也差不多平靜完了


日常生活,永遠是最真實的生命方式
過了反國教的一個星期, 過了拉票到點票的一個星期
再激動的集會、再希冀的選舉、再熱血的組織...
整個星期裡,心情起伏不定,事情像過山車一樣,床上似眠未眠
經過這一切狂歡的儀式後,生活很快就回來找我了
我好像完全擱置了我的生活,或說是,我好想擱置了日常生活這個戰場的想像力
才致不能承受和梳理後政總和後選舉的失落和混沌
而且我開始了解,只有日常生活這個場域,才是我現時想努力的戰場


今天的心情很平靜,但偶然也很激動
平靜,是我選擇不到百萬大道上幫手,也沒有回嶺南幫手吹雞911
或說,我對他們來說是個逃兵,我也有此種逃兵的感覺
我是個很容易受感動和受熱情沖昏頭腦的人,
而我現在選擇一種抽離的方式來梳理一下我該如何面對迎面而來的
可是,我想像力實在太好了
不消一會,我就開始想像一條「巷戰」或社區組織的路線,
同時,社會運動,總不能抽空一個行動者的處境,無論你是大專生、家長、老街坊,還是一個中學生,我不想用公民這個身份去消除彼此的非常真實的差異
這也是組織公民社會時要留意的差異性
這個學期或半年,對我的社區參與來說的確是個限制
也當考慮到我這個處情時,我對前面的戰場的角色才更多清晰
很快,心就燃燒起來,事情總要由自己做起
我想做一個名叫「嶺南學堂」的社區空間,作一個漂流教室
而很快地,我還找到了可以一起辦的同學
我們只有兩個人,不理前路如何,只想天真地幹下去!

9月 04, 2012

Some reading notes on "Space"


Henri Lefebrve and Pierre Bourdieu, wrote about the role of space in shaping society and culture. Most notable are their argument that space shoud be viewed as an active froce in constructing social identity, rather than as a passive backdrop against which social interactions were played out.(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Lefebrv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ourdieu's concept of "habitus" highlights how certain places became 'labelled' and ultimately understood according specific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rends(Bourdieu, Theory of Practice, p.72).

8月 27, 2012

從保釣到反日:由那些年的使命引發一種非官方、錯置的民族主義

差不到每年必上的保釣戲碼:對於保釣人士被日方拘留/被驅趕,中方對日方的行為表示強烈遣責並重申釣魚台是屬於中國領土的「口頭」聲明。以往也甚得香港人支持的保釣行動,但這次開始有一些市民指責這些保釣人士和內地反日遊行的人為「大中國主義」、「賣港賊」、「被中共洗腦」等等,其實以近年香港反共(中國共產黨)情緒越來越高漲的情況下來理解,也不難怪! 保釣甚至反日遊行,無可否認的是離不開民族主義的行動框架,可是能否被理解成馴服於中共的國族主義,那就有商確的空間。其實,我不否認在保釣上演一場民族主義的戲碼有被官方干預的可能,例如在放鬆官方對香港保釣船和內地反日遊行的限制,不過這種官方主導的分析卻無助我們理解民族主義的經驗性和它的歷史引力。
民族主義實在是一個很吊詭的東西。它看似民粹,但它呼喚的民族團結卻能瞬間模糊政治上左與右的對立──本港的保釣人士被日本當局釋放後回到香港機場時,它能令長毛(激進民主派)和阿牛(保釣人士、常到中聯辦示威的社運人士)等人竟能和劉夢雄等一些親中老左派笑笑口的擠在同一個電視畫面中高呼「維護釣魚台主權」、「釣魚台是中國的土地」。與此同時,在內地民族主義在看似受官方操縱,但它卻能輕易擺脫官方嚴密監控的「維穩」秩序──內地多個城市連日發生反日大遊行,聽聞遊行人士甚至破壞在路上看到的日本車子。本文旨在讓大家看清楚這種被保釣引發的民族主義的複雜,不至被誤讀成「賣港」和「被洗腦」,下文將會由在承載著強烈民族主義的保釣運動說起,以及在中共的政權下它如何形成一種對非官方的情感認同等。最後,如果給那些希望保釣的人,提出一個維擁中國領土完整的批判性行動策略。

那些年的經驗,那些年的使命
70年代釣魚台遺留下來的,不單是中方與日方對釣魚台主權的爭議,更是一種被時、空遺忘的民族情感,在中共獨裁統治下它只能透過捍衛一個有情義結的小島來實現。構成它的方式不像奧運那時忽然團結的民族主義,至少它沒有了歷史的引力或推動力。之所以說保釣的民族主義有其歷史的基礎,是因為始於70年代的由香港和海外發起的民間保釣運動正是要回應一個反對美日勾結來侵略中國領土的時代,同時也是內地政府與台灣政府為了國際的政治利益而對釣魚台反應冷淡的時代。90年代末中方在《馬關條約》中把「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割讓與日本,當中包括釣魚台,而在二戰後這條約遭廢除,而釣魚台主權的爭議就由在1970年美日協議將二戰時美國佔領的琉球群島(包括釣魚台)交還給日本觸發(這段歷史是來自維基百科的,內容比TVB的新聞詳細得多了)。歷史可以是一堆被官方亂拼的碎片,中共也拿「被搶去」的釣魚台來扮受害者,企圖將被指責的機會轉成對黨的同情與對國家的憤慨。但是,我們卻不能忽視歷同樣載著一個個不能輕易磨滅的個體經驗。即是說,歷史的重現可以假造,但歷史洪流中個體生活經驗不易因時而異,縱使在不同政治時代這種認同卻努力找出其連續性。
有人質疑在共產黨統治中華民族的情況下這些保釣人士為什麼還要盲目地在釣魚台爭議上幫這個政權的宣示主權?或是扣他們一頂「大中國主義」、「賣港賊」的大帽子。的確,我們不齒中共的劣行,可是,一個人對一個民族帶著唇齒相依的認同,這種民族主義絕非一個政權能操控(尤其是現行資本主義的共產黨),它定與一個人的長期生活經驗有關,也是為什麼我們這一代年青的香港人與7080年代的香港人的間一直存在的保釣「代溝」。
那些年香港學潮的「認中關爭」運動路線,來自89年前那些年的大學生領袖相信鄧小平帶領的共產黨會推動中國的政制民主化發展來為國獻身,在他們那個年代,推動香港「民主回歸」中的回歸兩字並未被視為第二次殖民,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認同並未像現在的脫勾。所以,藉著宣示主權的保釣運動受到大部分華人社會(包括三地和海外)的支持和認同,保釣運動中所呈現的民族主義也是香港那些年學運甚至香港人的國族認同,推動中國的強大和民主發展對於他們來說就像我們現在反國民教育一樣「責無旁貸」。
回到現在,雖然黨和國已面目全非,一個現代公民已經不能以愛黨的方式來實踐他愛國或愛民族的心,這些年的保釣運動,仍有著它的「純真」-真心希望國家強大,可是與認同共產黨的獨裁與否無關。再者,以筆者的社運經驗,看到這些保釣人士,在香港上至民主反共、下至民生的示威他們都一直默默參與。所以,他們對一個民族的堅持和承擔,蓋一頂大帽子在他們頭上也不要那麼牽強吧。
成長於後殖民/再殖民時代的我們這一代,釣魚台事件反應「冷淡」也不能說我們不著緊國家,同時,我們也沒有必要污名化保釣人士的這種民族主義的認同和否定保釣運動給他們那一代人的意義,不小心掉進現時流行的洗腦話語、恐共情緒之中。

一種非官方的情感認同
就近日多個反日遊行的反應來看,我想未必是內地國民教育洗腦的後果,因為這種保釣引發的民族主義是雖是官方意料之內,但似乎是操控之外。它好像不是或不能由官方完全的操弄,面對「十八大」在即和內部派系鬥爭的中方政府反而要回頭安撫忽然爆發的一種情感認同和其激起的義憤。這時這刻這種中國人身份認同是來自反日、團結的基礎,其「愛國」的慾望在獨裁政府下終不會轉化為「愛黨」力量和實際的政治力量。
雖然兩岸三地之間的官方或民間關係拉扯不斷,在面對保釣的民族主義面前,卻引爆大家心底裡同一份情感認同。在這裡認同保釣、甚至反日行動的人,他們不是只打嘴炮,更以實際的甚至帶有破壞性的行為去表達和滿足-維擁中國領土的完整性-的慾望。要知道,在內地除了漁民以外,一般市民是沒有出海權的,如果他們可以自由出海的話,我想不用香港人來保釣,他們早就保釣去了。有人認為國內多份「黨報」以三面紅旗(國旗和改成紅色的台灣的國旗)作封面來高調報導保釣運動是來煽動被洗腦群眾上街反日、官方優待反日示威者刻意鼓勵人民反日等等,但我卻認為這是一種倒果為因看法,官媒(重點不在報與不報)甚至官方的態度其實偏向回應和滿足來自民間的民族主義式的慾望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陸和香港的政治制度下,這種情感認同注定不會像日本(右翼)一樣能以選舉制度轉化為政治資本,而變成一種中方不易回應和不易壓止和的民間力量。再者,這種藉著保釣、反日行動來表達愛國的儀式中,民間的力量似乎無意識的把官方的角色抽空,不責怪它在軟弱同時也沒要求過它在釣魚台爭議上作出實質的行動,這確實與平時態度囂張和愛搶風頭的官員行為格格不入。整個反日遊行對中方政府的無視,轉為直接攻勢和破壞與日方有關的東西來發洩這種愛國情緒,是否意味著這種民族主義已漸漸地把中共騰空?而中共是否身不由己地作為一個協助發洩的角色?

「愛國」不是賣港的禁忌
在反國民教育、反西環治港的氛圍下,如果(尤其是港人)宣示的是「中國」主權,很易就被解讀成一個賣港的禁忌,但我們應否抽離一點看,以一種似乎擺脫了官方控制的民族主義來宣示中國主權跟認同共產黨的政權合理性真的扯得上關係嗎?對於我們這一代不能「體會」的保釣執著和所牽動的情感,是大家對民族主義中的「民族」存有差異的認同及認同的方式,縱使不同時代的人也很容易在反抗中共的抗爭路上相遇。堅持保釣的人,他們那個時代的生活經驗,造就了他們那個時代給予他們的目標和使命。而引起社會的支持或反對,那就是他們的民族主義與這個時代和現時局勢的連結方式的問題。
現在大家擔心的國民教育所推動的所謂情感教育,可不同於保釣所實踐的民族認同,不是天天仰望國旗和唱國歌就能萌生的,這種情感認同與長期的生活經驗非常密切,就算你視自己為中國人,甚至愛的中國人,你亦可以為堅持打倒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而努力。

一個批判的行動策略
  對於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除了要了解官方所操縱的論述,也不能忽視個體的認同。畢竟一個人對一個民族產生情感不會是一朝一夕的事,我們不能雲端地全盤否定別人長久以來的生活經驗。
如果大家真的覺得爭回釣魚台才能展現到中華民族的完整性,那民間的聲音和抗議就不應該反對日本搶奪或佔領釣魚台這麼簡單和情緒化,更是動員民眾要求中國政府不要再在與日本政府外交關係上龜縮,要求中國政府也派「船隻「巡視釣魚台海域,反對日本單方面擁有該海域的使用權才有實際作用。
  我認為,現在的反日遊行未免只是一場民族情義結的自慰,更看不到其行動能在幫助拿回釣魚台的作用何在。要抗議的話,我覺得去要求中國政府在釣魚台外交上表現強硬才對,而不是任由這個政府繼續作無力的口頭聲明!
  最後,既然我們常批評官方在愛國論述上從民族主義的方向將愛共產黨愛國,現在正是一個好時機反擊它的合理性,把共產黨從民族主義這個神主牌上拉下來,因為它沒有在外交關係保障國族國家下「中華民族領土」的完整性。當然,這只是行動策略,就算中共真的保釣,也不代表它能完整其權力的合理性。


8月 21, 2012

這種思維真的能放下「偏見」嗎?

其實大家forward這張圖, 好像誤會了一點東西
請不要一看到有「放下偏見」這個帶有道德光環的字時不想清楚圖中的內容便share , 好嗎?
要讓人放心下偏見, 難道一定要我們假設這些人背後總有一個我們不可知和值得同情、讚頌的sacredness時才有理由放下偏見嗎?
對於圖中所提出的偏見, 我想不到我們可以有什麼道德上的解釋去合理化自己對別人所施的惡
很簡單, 為什麼要笑一個胖的人? 取笑一個人胖本身就是惡, 根本就不用想別人有什麼過去, 這就是我們的惡, 根本不應該用以一個non-sacredness來作為我們施惡的藉口!!!
所以,請不要再share一張以為叫人「放下偏見」但實情卻是作為縱容偏見的藉口的圖=="

8月 02, 2012

民主化之後的歷史詮釋: 台灣歷史教科書爭議

Link: 民主化之後的歷史詮釋: 台灣歷史教科書爭議


隨著台灣民主化的轉型,歷史教科書的爭議紛擾至今已十五個年頭。政黨輪替成為常態,兩個陣營的兩種不同身份認同,撕裂歷史教科書定位立場。社會對歷史教育的焦慮更甚,不曾緩減。
文/林怡廷
台灣歷史教科書爭議其來有自,1995年因應台灣民主化的腳步推動的八八課綱,開一綱多本濫觴,打破過去一綱一本的「部編版」局面。1996年李登輝當選第一任民選總統後,積極建立本土化史觀,1997年國中課本加入《認識台灣》地理篇、歷史篇、公民篇開始,1999年施行的八八課綱,到2006年實施九五暫綱,台灣史才真正從中國史邊陲的地位獨立出來。原本預計2009年實施的九八課綱,卻因為政黨輪替延宕至今,也反映了當權意識型態與公民社會的拉扯,又隨馬總統日前的定調再起。
2012年7月11日,前立委邱毅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對黨主席馬英九作出兩點建議:一、教學順序應改回先教中國史再教台灣史;二、台灣與中國史應合併稱為本國史。
根據媒體報導,馬英九非常「具體、明白、強烈」表示,已責成教育部盡快處理,刪除歷史教科書「皇民化」、「台獨化」等違憲部分,並在7月17日透過國民黨發言人馬瑋國表示,政府不會任意修改教科書,但歷史課綱修訂不能違背中華民國憲法,需以憲法為準,「請教育部慎重處理」。
「台灣已經民主化了,馬在國民黨的會議裏指示國家教科書的方向是很誇張的,如果單一政黨的歷史詮釋就要照辦,這就是老師最不信任的政治干預教育。」全國教師會秘書長吳忠泰批判,馬英九在國民黨黨務會議回應中常委邱毅,並透過國民黨發言人定調的歷史教科書違憲論,恍若回到戒嚴時期黨國不分的國家體制。
2006年扁政府即組成委員會開始審議新的課程綱要,預計2009年實施,后因2008年馬政府上台後緊急暫停的九八課綱(民國98年實施故名),在去年教育部公告今年九月實施的前夕,因為馬總統的裁示又投下了變數。延宕三年,在委員會內爭論不休的九八課綱爭議,正式白熱化。
爭議一:五月臨時安插新的審定委員
事實上,邱毅的兩點建議及馬總統的裁示並不偶然。
今年5月因一位審定委員請辭,教育部長蔣偉寧遴選進入高級中學歷史教科用書審定委員會的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早於今年4月份替親大陸的《中國評論》撰文《異化的史觀與認同:從我者到他者》就已建言:
馬政府目前可以做的,就是儘快修正現有教科書的史觀論述。由於今年九月上路在即,恐已無時間全面修訂,我們建議:在現有的教科書基礎上,不要再區分「台灣史」與「中國史」,而統以「本國史」稱之。在教學順序上,將先教「台灣史」後教「中國史」,調整為先教原先的「中國史」,再教「台灣史」,以還原正確的歷史書寫方式;第三、將原先「中國史」的「當代中國篇」(即1949年以後的中國史),增加「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而不只是僅介紹中共的發展而已。至於1949以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社會、經濟方面歷史,則可以放在原有的「台灣史」中講授。」他並且估計,只要再開一、兩次課程委員會就可以確定,「動一手而利天下,馬政府何樂不為?
張亞中教授接受採訪時,坦言自己的中華民族史觀,也是這個史觀,讓他對於現下高達八成的台灣人認同感到焦慮,「這是一種斷裂」,他認為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是綠營用來建構一邊一國認同的工具,「我們可以從認識家鄉台灣開始,就像加州人會先學加州史再看美國史,但台灣應該是地方史的書寫方式,卻被寫成了國史!」他認為台灣目前的歷史教育是社會認同分歧的原因,也是兩岸無法和諧的亂源,張亞中對於教科書中以台灣為主體的史觀表示強烈反對,並為文道:「史觀不同,認同則必然相異。同樣的,去其認同必先去其史觀。」
正因為張亞中鮮明而排他的大中華認同,以及另一個身份是兩岸統和學會理事長,6月11日民進黨立委鄭麗君召開記者會時,便指出臨危受命的張亞中,是馬政府的歷史教科書「去台灣化」工程的重要推手。有意思的是,隔兩天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舉行例行記者會,即呼應稱台獨史觀會誤導台灣下一代,而馬政府將教科書撥亂反正必會得到主流民意認同。
爭議二:民眾意見書的民眾是誰?
原本4月就應審定完成,讓出版社編寫、付梓,將在9月上路的歷史教科用書,就在張亞中進入委員會後,國家教育研究院於6月密集召開會議,因緊急審訂「民眾意見書」而有了變化。
這份教育部採納的「民眾意見書」,要求基於憲法第158條「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智能。」審定委員會必須重新審議將在8月付印的高中歷史課本的若干事項,包含:提到對岸時不可稱「中國」要稱「中國大陸」,提及台灣多元文化社會時,必須強調「中華文化為主體」;日治時代應改回日據,荷治應改為荷領。
「過去從來沒聽說過民眾意見進入審定委員會審議」,三年多前曾參與九八課綱總綱修訂委員會,全國家長聯盟的前任理事長謝國清認為,這樣的程序並不尋常。
而北一女中退休歷史教師單兆榮,過去有豐富的政府機關與會經驗,她指出,「民眾來源太多,無法一一採用,所以過去民眾意見都是透過公聽會的蒐集,在現場發言、紀錄,有透明公開的機制。」她質疑:民眾是誰?誰來挑選這些民眾意見?沒有列名提案人也沒有附議人的提案,如何進到審定委員會的議程裏?不然,網絡上有五千多人參與「我是民眾,我反對竄改歷史」的連署,「他們的意見也可算是『民眾』意見。」
曾因為編寫教科書而被專家學者認定有「建議修改」經驗的單兆榮更直言,歷史教科書審定何其重要,可以建議修改的人選從來就只有專家或教學者,不應該由「民眾意見」主導。她認為,這是不透明也不合理的程序,有違民主體制透明公開的精神。
爭議三:歷史必須忠於真實或忠於憲法?
而回推到更早,2010年2月,擔任九八歷史科課程綱要專案修訂小組2009年度委員的台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寫了篇《新政府撥亂反正?還是歷史教育大復辟?——高中歷史課綱要改成怎樣,請大家來關心!》,便已揭示2008年政黨輪替後,歷史教科書課綱修訂小組委員會內的種種波折,這些波折,也從張亞中教授的文章中獲得對照。
「2008年11月鄭瑞成部長宣佈重修文史課綱後,歷經四個月卻沒有組成課綱小組。後來在各方壓力下,被迫組成了小組,但多數成員仍然都是扁政府時代課綱小組的原班人馬,銜馬總統之命加入小組的王曉波教授,反而是綠叢中的一點異數。在這樣的人事結構下,整個2009年可謂是除了吵鬧以外,一事無成。王曉波使盡技巧,想辦法拖住決議,以免整個課綱仍照原來九八課綱的內容通過。」
「為何王曉波教授是奉馬總統之命進入委員會?」周婉窈如是質疑。據悉,過去扁政府時期的教科用書審定委員,都是全權交由審定委員會召集人任命,沒有聽過總統干涉。而一位民進黨執政時參與教育部事務甚深的機要幕僚也表示,過去任內並不熟悉課綱委員會的內部運作,「總統會任命理念相同的部長,部長找欣賞的召集人都是正常的,但我們還是有基本原則和分寸,讓四、五十個課綱委員會獨立運作。」
關於九八課綱的難產,當初有參與九八課綱總綱研擬委員會的謝國清,希望「教育不要過多政治干預。」他回憶道:「我們花了兩三年的時間,百忙中抽空開許多會,進行無數討論,卻因為政黨輪替而一切延宕,這是很不負責任的。」
2009年,王曉波進入98歷史科課程綱要專案小組委員會後,堅持九八歷史課綱違反「一國兩區」的憲法精神,欲將台灣史併回中國史,並主張回到過去先教中國史再教台灣史的邏輯,並要求將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1:1:1的比例,改成1:1.5:1.5。
但對歷史學者周婉窈來說,「史學研究只有盡量讓歷史符合史實,而非符合憲法。」歷史發生在前,憲法制訂在後,周婉窈指出: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被凍結數十年,又經增修,而且到現在從未在其「固有之疆域」真正實施過,以這樣的憲法要來框架台灣歷史,實在不合理。
她認為文明國家的憲法,主要任務是要限制及規範國家權力,以及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人民的基本權利中,至為重要的是思想自由,及其在實踐上的表述自由。文明國家不會用憲法來要求歷史怎麼寫,反而是要確保政府不會濫權規定歷史要怎麼寫。
台大法律系教授顏厥安分析,違憲的說法牽涉對憲法的詮釋,「中華民國憲法對於史觀沒有任何規定,即使在中國大陸實施,基於中國的民族多元性,也要在民主精神上,尊重差異的史觀。何況台灣已經累積了豐富的自由民主與多元文化歷史經驗,以公權力強制大家相信台灣史是中國史的一部分,才是違憲的。」
顏厥安認為,憲法增修條文明確肯定多元價值,這意味民主社會對爭議問題應該要透過正當程序尋求共識或保持對差異的尊重,不是總統說了算。而且民主國家最重要的價值,在於保障對真理和真相的追求探索,「歷史真相更不能去干預。」
顏厥安教授更進一步指出,民主體制要透過組織和程序才能實踐,整個課綱審定的組織與程序,是否有得到憲法保障,才是更應該要關切的部分,「如此才能真正建立制度,避免政治力有上下其手的空間。」
爭議四:多元史觀必須被撥亂反正?
近日王曉波也對媒體表示,馬英九總統應「撥亂反正」,不能讓綠版的教科書荼毒台灣年輕一代的史觀。
何謂亂?又何謂正?
中研院社研所副研究員吳介民認為,李登輝到民進黨時期,台灣歷史教育的變動,反映的昰民主化過程中必須的轉型正義,有其合理性。那是本土意識和大中華文化霸權的拉扯,過渡期間的爭議,可以用民間的共識逐步修正,但不宜如馬政府現在所用的方法,以政治力復歸。中華復歸派和馬英九的搭唱,中間還有中方的呼應,事實上是開時代倒車。
台灣歷史教育的轉變,對應看自身民主化的歷程,二次戰後到民國50年代,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為了鞏固政權的合法性,極力推行「中國化」政策,除了在地理上,在台灣複製「小大陸」之外,在教育上,更是強調中華文化道統及中國史觀,台灣地理和歷史始終置於中國史之後的小小篇幅,以至於三十世代以上的台灣人,一直只知中國種種,不知台灣處處。八零、九零年代解嚴及政治改革之後,本土意識才有空間生長,李登輝執政時期,1997年開始在國中實施的《認識台灣》歷史篇、地理篇、公民篇,是開啟本土意識教育的濫觴,在當時引起泛藍陣營很大的反彈。而2006年開始實施至今的九五暫綱,才是第一次高中課本將台灣史自中國史獨立出來,以同心圓史觀出發先台灣後中國再世界,並且比例均等的版本。
「要說歷史教科書影響現在台灣人的認同也太過言重,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史教科書到現在才實施六年。」周婉窈教授認為。
台灣人認同的斷裂,成因非常複雜,並非都來自於王曉波、張亞中所憂慮的歷史教科書,這也和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後對國民黨政權失望、導致認同開始
扭轉有關,加上台灣民主化後公民社會長期發展的結果,並非民進黨執政就可以由上而下達成。
而由時間線性、中心/邊陲的傳統史觀,也在後現代的史學思維中,逐漸被拋在之後,當代台灣歷史教育的改革,也亦步亦趨。身為第一線教學者的單兆榮將後現代理論帶進歷史教育的思考,「後現代史學無法求真的觀念出現,讓史學界非常焦慮,那也給我們很大的反省。」
真相有不同角度和面相,單兆榮以英美國家的歷史教育為例,她更在意教科書如何將資訊並陳。好比兩方人馬角力的戰場「台灣地位未定/已定論」,她便曾在北一女的人文社會資優班讓學生自己準備資料,蒐集各方論述來報告。她強調歷史教育必須提供學生獨立思辨的空間,而非傳授正統的歷史知識,甚至大膽贊成「多綱多本」的可能性。
「政治意識干預歷史,這是事實的存在。後現代史學也無法使它脫離掌控,它只是提醒有這樣的掌控,請別忘記批判。更重要的是,指導學生如何辨識的確有這樣的權力掌控。」
避免意識形態爭奪:回歸更深刻的歷史教育思考
「歷史教科書的改革還有很多問題值得討論,但現在又落入『反中、台獨、親日』的三角邏輯很可惜,我們的視野應該要更開闊、更國際化。」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秘書長吳忠泰直言,他贊成重修,因為九八課綱還有很多問題:譬如東南亞國家歷史的不足,無法呼應台灣目前每四個學生中就有一位是新台灣之子的移民社會,這些孩子對母親母國的歷史一無所知,「但張亞中教授卻只將問題劃入統獨的兩極。」
而前教改協會理事長,現任中華民國振鐸學會常務理事的丁志仁,則長期推動國家課程會組織法草案,希望建立超越於黨派、常任的「國家課程委員會」。由各界團體指派代表以確保委員會的獨立性,如此才能確保認同分歧的台灣社會,不會因政黨輪替動輒改變教育政策,遇到認同的拉扯,就格外焦躁不安。
「過去陳水扁執政時將推動本土教育不力的黃榮村換掉,或者是杜正勝當部長時,所做5000個不當用詞的檢核,和現在馬總統透過少數委員操作,要求歷史教科書合憲,都是政治介入教育的粗暴作法,不足為取。」但他肯定杜正勝時期訂立的「社會領域基本內容」,認為這是呼應當前台灣社會,很好的基本原則。
這套課程規範強調民主社會多元寬容,尊重差異的價值,凡涉及領土、認同歧見等部分,都應該在教育中並陳、討論,「就好比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台灣地位未定論這種歧見,都應該並陳讓孩子獨立思考,才是符合台灣社會現狀,比較健康的做法。」丁志仁認為,歷史教育不是為了仇視不同認同的人,而是要教導孩子尊重不同意見的人。
回歸民主價值:沒有共識也應平等共存
「我覺得台灣意識是台灣公民社會共同建構的,要逆轉很難。」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認為,無論是文言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台灣史比例等爭議,都是社會的國族文化認同分歧的健康反應,可以看見民主社會的多元價值。
「無論是學術界或民間的爭論,王曉波和張亞中可以表達他們的意識形態,但馬在這時候介入要透過政治力影響教育政策,是非常不恰當的。」羅世宏認為,馬英九與其在台灣內部不斷強化中華文化炎黃子孫的國族認同,不如更積極向大陸輸出台灣的民主價值,才能真正建立超越民族主義,有公共性的認同連結。
歷史解釋權永遠是權力者必爭的戰場,但馬英九或許不該忘記,1870年代俾斯麥以國家之名對天主教會發動文化鬥爭,一連串的防堵政策,最後反而凝聚天主教徒的反對力量,以至鬥爭最終失敗,卻徒增社會動盪不安。
更別說殷鑑不遠的前任總統陳水扁,連任後期,因為低支持度而宛如奮力抓住最後浮木的溺水者,被急獨派挾持,最後所落得的歷史評價。
黑格爾說:「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是,人們從來都不知道汲取歷史的教訓。」
教訓總要記得,否則遑論再多的歷史教育。

台灣歷史教科書爭議時間列表
整理:梁仕池、林怡廷
時間爭議
1961-1983年統一的教育部編版時期,民國五十一年、六十年、七十二年的歷史課程綱要,皆以培養民族精神為目標,達成反共復國的使命,歷史教育皆以中國史、中國文化史為主。
1995年民國八十四年,李登輝執政政府推行教改,教育部公佈〈高中歷史課程標準〉,並將本國史分為「歷史上冊」、「歷史下冊」。
1997年杜正勝在《當代》發表〈一個新史觀的誕生〉一文提倡「同心圓」史觀理論。同年,教改將《認識台灣》列入了國中的必修課程,引發部分學者稱其「假認識台灣之名,行為台獨舖路之實」。
1999年八八課綱(八四年推動)正式實施,台灣教育首度進入一綱多本政策,由教育部統一綱領,開放民間自行編本。
2000年陳水扁政府時期,教育部長黃榮村推行稱為「95暫綱」(95為民國九十五年)的修訂工作,並依照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做為歷史課綱的指導原則。
2006年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教育部執行的「95暫綱」將台灣史獨立成冊,並放在第一冊,中國史變成第二冊,世界史比重不變。同年亦開始進行「98課綱」的修定工作。
2007年杜正勝發佈「五千個教科書不當用詞檢核」,引發推動國中小教科書「去中國化」的爭議,龍應台為文《歷史課》回應。
2008年8月馬政府上任,教育部長鄭瑞城裁決國文及歷史課綱「擱置再議」。(因而衍生出後來2009年重新籌組、修訂98課綱的「研商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專案小組」)
2009年2月13日王仲孚教授在出席監察院咨詢會議時指「98課綱」背離國家立場與主體性,也違反憲法精神。
2010年2月8日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發表長文《新政府撥亂反正?還是歷史教育大復辟?--高中歷史課綱要改成怎樣,請大家來關心!》,揭露09年課綱修訂委員會的內部爭議。
2010年9月教育部公告高中歷史課綱修訂草案內容,將台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的授課時數比例,從1:1:2改為1:1.5:1.5。隨即引起民進黨以及本土社團強烈反對並批評其為「統派」史觀。一般在職教師則考量,中國史內容太多,希望多爭取教學時間。
2012年2月28日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批評馬英九期間沒有繼續承接沒有積極地在教科書事情上「撥亂反正」,未能扭轉李扁執政所留下的獨台或台獨史觀。
2012年4月張亞中在《中國評論》撰寫〈異化的史觀與認同:從我者到他者〉一文來詳述李、陳政府透過高中歷史課綱修定來建立「去中國化」的史觀,並作出「去其認同需去其史觀」的建議。
2012年5月因一名審定委員辭職,張亞中被教育部新聘入高中歷史教科書課綱審定委員會。
2012年6月5月教育部召開高中歷史教科書審定會議時要求審議一份「民眾建議意見」。隨即引發多位歷史學者批評意見書的主張為國民黨一黨專政時期的「黨化教育」,並在網路發起「我是民眾,我反對竄改歷史」搶救歷史教科書連署活動,一周內有五千多人聯署。
2012年6月11日民進黨立委鄭麗君召開記者會,質疑張亞中為干預歷史教科書的政治黑手,要為馬政府完成教科書「去台灣化」的工程。張亞中回應:「沒那麼大本事」
2012年6月13日國台辦舉行例行記者會,發言人范麗青呼應台獨史觀會誤導下一代的論述,聲稱馬政府若將民進黨台獨時期的教科書撥亂反正,必會得到台灣大多數民意的支持。
2012年7月13日馬總統於國民黨中常會宣示應刪除高中歷史教科書中有關皇民化、台獨化的不宜內容;台灣史、中國史應合併為「本國史」,這才符合《憲法》的既定國策。

7月 31, 2012

愛因斯坦與卓別林的寂寞

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非常推祟卓別林的電影。
有一次,他在給卓別林的一封信中寫道:
「你的電影摩登時代,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能看得懂。你一定會成為一個偉人。」
可是,卓別在回信中卻寫說道:
「我更加欽佩你。你的相對論世界上沒有人能弄得懂,但是你已經成為一個偉人。」

哈哈,偉人的寂寞與糾結,只有偉人們才有辦法拿他們來開玩笑。

7月 30, 2012

歷史留給我們這一代人的,是枷鎖,還是使命?

今天到景美人權博物館聽龍應台與當年在戒嚴、白色恐怖時期被囚的政治犯與會時,除了龍部長與印象一樣能言善道之外,她在回應那些老人家對人權博物館的期望及建議時說了一句說話,直接將我自星期六以來的糾結都釋放出來。她(大概是這樣)說:「...我覺得很感動,但同時感到很愧疚,我們這一代所享有的自由和權利,是由上一代人所受的壓迫和他們的抗爭換來的。」

這句話回應了星期六那天在二二八紀念館舉行的台灣民主的成就與困境講座上,高中時經歷解嚴、在大學時期常走上街頭遊行的清大姚人多教授說的一番寄言:「在民主進程上,我們那一代有我們那一代的責任和目標,而你們這一代的青年人就要了解民主在這個時代的困境,然後找出你們的目標在那。」

來到台灣,我才深深感受到有「歷史性」的東西對作為思考自己如何作為什麼人是那麼重琅要。一個故信奉後現代主義的人,我常覺得歷史所遺下的總是一大堆難解的身份認同和權力的包袱,用Delezue的話語說就是我們都無可避免地「向」是一道道歷史留下的軌跡走,要付出很大的力量才能脫離原來的軌跡,現在的我們就是要去解開其中的符號和結構來解放我們思想和身體;可是,在台灣的整個社會的人和地,都發出歷史的強烈氣味,由老人家種盆栽的習慣(日本文化),國語普及化、上一輩本、外省人的二二八心結、國民黨來台後巴結的地方勢力、台灣社會對原住民的「優待」、民進黨現時的內部矛盾等等,一切一切都與日本、清朝、國民黨的殖民史糾纏不清,要理解台灣現時的社會跟本離不開台灣那複雜且殘酷的百多年的殖民史。而台灣的獨特的民主化過程,也令現在的民主體制出現很多問題。
相比起台灣,香港那百餘年的英國殖民史實在和平及簡單多了,現在連一條「李白是本國人中國詩人,還是中國詩人?」這麼簡單問題,不是說不能討論,其實大把討論空間,但最大的糾結在於好像很容易就讓整個台灣社會陷入一個台獨還是台統的黑洞裡。

還有兩個星期快要離開的我,幸運地讓我上了一課「歷史感」課。可以這樣說,歷史所留下來不會只是一個個綁著我們的枷鎖,更是一個個未完成的使命,因為我們正享用著前人為我們無悔付出的成果。真的,要站在歷史的殘酷面前(權力總有人貪戀,縱使是民主體制),我們才會體會到自由是得來不易,是必定要fight回來的!不然,就等到吃屎吧。

建議台灣的朋友可到這幾個地方嘗嘗你們的「歷史感」
南海路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不是二二八公園)
景美、綠島的人權博物館

7月 22, 2012

Batman Rise的一點「反抗」解讀

Batman這個符號要保持神秘, 才能「公有化」吧

看了Batman: The Dark Knight Rises,雖然很可惜已沒有了小醜這個能玩弄人性的角色,但 Batman系列的電影還是比一般的美國英雄片好看和有深度,不是一味用靠力量就能獲利榮耀和正義的光環,而是能帶觀眾到一個不是非黑即白、較為模糊和開放的平台來探討一些我們不以為然的問題。在這集中,我想串連一下劇中的革命的方式、Robin的如果踏上俠客之路和Batman這個符號的開放性來帶出那一絲絲要反抗原有社會秩序的衝動。


一場流場式的革命
反派一直號召和動員處於經濟下層或邊緣的市民(如勞工、無家者)來製造一場革命,劇中同時也突顯出高譚市的有錢人是過著極盡奢華。去想像革命,不得不承認革命之路是需要破壞一些東西才能建立新的秩序,可是絕對不是劇中反派只強調嗜血地破壞和殺生,建立民粹法庭來批鬥原先掌握權力的人(目的來讓一般人能感受到他們就是Judgment的主體),用威脅生命的方式來迫人接受統治等。這種方式雖然停頓了資本主義的運作,可是卻沒有有效地將失序的社會由反思中產生新的社會秩序。雖然這的確是擊潰了原先充滿缺憾的法治制度,可是一場只有破壞的「革命」只會讓社會陷入一個類似原始社會時武力爭奪的狀態,人們不起來反抗這狀態不是因為認同,只是恐懼受到生命的威脅,所謂的由市民當家作主卻只是一場流氓式反動,只是用上另一種弱勢社群的製作方式,根本扯不是任何自由和公平。所以,反派並沒有開放社會的權力,反而是另一種以武力來統治的社會模式。以革命之名來進行獨裁,歷史上大有人在,可是更巧合且心寒的是,一個個曾被推翻的制度都大有人順從。


Batman的公有化
為什麼 Batman 要帶mask,除了要保護所愛的人免受傷害的風險,更重要的原因是它確保 Batman 這個符號的開放性,大抵是因為 Wayne認為高譚市這個地方應該是大家也可以來保護的,也有負責來保護的。讓匿名的 Batman 開放給市民, 這樣大家就可利用 Batman 這個符號來跳出那些我們受各種制度限制的社會角色, 以一個遊走在制度內外、正邪難分的符號來實踐制度不會提供的正義。可以說, Batman 這個符號有兩種公有化的可能,一是作為一種制度外的「公共服務「來保護大家,二是讓大家使用這個身份來伸張正義。Robin這個角色的轉化大概是這樣了,蒙面後,就是另一個Batman。當然, Batman 除了對制度是個威脅外,它對生活在一個有黑暗一面的城市的市民來說,都算是一種能得到的希望。


Robin的轉化
除了 Batman 如何在地獄中重生的主軸外,戲裡很多角色也很有張力,不過最精彩的都算是Robin的轉化,尤其是是他的警察身份,更能突顯出探長一再強調「制度是行使正義的枷鎖」這句話。想追求正義的他,先在身處在警察制度中看到整個警察系統的自私與無所作為,在失序中脫離警察的身份來密謀反攻,再到踏上Batman後塵,這個角色要鼓動的,其實是我們這種觀眾。尤其是現在的香港,我們更要認清法律/制度有時候會是行使正義的「枷鎖」這句話,才不至於任由被當權者靠著制度來宰制,也看不到有時反抗制度的人可能是Batman。一句到尾,我們都缺乏動力去想想如何否定甚至「破壞」我們認為有問題的法條與體制。

7月 17, 2012

《春嬌與志明》中的港人優越想像?

春嬌與志明》的海報,突顯了雲上人的無奈
        電影春嬌與志明,像第一部的志明與春嬌,片中也特地呈現了我們日常會說的廣東話髒話,由於演繹時自然,所以聽起來很爽!可是志明與春嬌提到與內地有關的脈絡只有港人買內地私煙這條線,這是由於當時香港大幅增煙稅、以及推行室內與公眾場所禁煙,害到一眾煙民很不爽(可是同時卻減紅酒稅) 剛看完春嬌與志明,發現當中有種有趣的兩地關係想像:香港人要面對財團面臨撤資回內地的危機,定還要去內地找機會,都使港人(不是老闆, 而是一般的年青打工族)要去內地拓展商機似是大勢所趨。

        這部電影除了描述港人也開始離鄉別港在內地為錢打滾的趨勢外,有趣的是電影對內地人的想像。不約而同地在兩對港人與內地人(片中的是北京人)的情侶關係中, 縱使兩位內地人(一位是空姐,一個是工程師,在經濟上都獨立自主)為愛上兩個香港混蛋(哈哈,不是嗎?)所騙所傷,竟然還要表現出寬闊地心平氣和地希望他人得到幸福的能耐?志明、春嬌這兩個港人在兩地交織的經濟狀態中試煉、成全他們的愛情和慾望,可是過程中卻不約而同地背叛和利用了內地人的(好像)無條件的愛和付出。最不可思疑的都算到春嬌的剩女朋友和內地的黃曉明這對因相親而結合的兩地情緣,我無言了,它就像潛意識地說「來,香港的女人們,一起來開發內地的高富帥吧」。

        電影雖然是誇張和創作的,但它卻是提供我們來想像生活、想像關係的軟材料。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在經濟上已沒有領先的位置,卻想在文化和身份認同上建立這位優越和主導的地位...不過,問題是,這種地位是否過於自大與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