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學校這種教育制度來個社會學想像

當我們相信知識的傳承就是人類社會的進步，而學校所提供的教育就是一個進步的過程。人對「存在」的認知和身份的建立，除了在家庭外，學校就是另一個提供社教化的媒介(medium)，透過傳授知識如語言、歷史、技術、文化、道德觀、社會規範等等，令每個人得以發揮所長，從而改善社會。既然學校的教育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會影響社會的發展，那我們就有研究學校教育的需要。在本文中，我嘗試從用三個傳統的社會學觀點──功能論、衝突論和制度論，從理論上探討學校所要達到的目標。

從功能論(functionalism)的角度看，Durkhiem(1984)認為教育可以強化社會團結，保障社會秩序，維護社會的分工。為了回應社會內部的需要(例如經濟需要)，學校提供的教育（多種類的科目）和考評的制度能有效地能將不同個體的才能(talent)進行合適的分類，並將其的加以訓練，然後填補社會上不同的工作位置，讓社會得以順利地運作(Davis & Moore, 1945)。所以，當社會發展得越複雜時，分工就越精細，所以學校教的提供的科目也趨專門化(specialization)。

然而，從衝突論(conflict perspective)的角度看學校的角色，社會是由階級組成，學校教育是將社會成員階級化(classification)的工具，以學生的成績來判定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和階級(Ballantine, 2009)。但由於學校的評核標準、老師的喜好和科目的供應都是較有利的中上階段的孩子，令教育做不到「能者居之」(meritocracy)的目的，大大減低低下階層向上流動(upward mobility)的機會，令中上階層的人可以利用原有的優勢去鞏固原有的階級地位。Bourdoeu(1996)就提出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的說法，即之所以象徵是因不同資本間可以轉換，學者在文化競爭場以知識的比賽來爭奪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令學校所教授知識不變更新和越趨深奧，而有產階級的孩子就能利用家庭提供的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轉換成教育競爭場的資本，即是他們可以有較多的接受額外教育的機會和成本，來令到他們能「贏在起跑線上」。另外，再加上老師通上是社會中資人士，他們的生活品味(taste)也較接近社會中上級的生活品味，固此為什麼學校收生會更多考慮學生懂多少古典樂器(例如鋼琴、小提琴等，而不是木童笛)，這些中產孩子的衣著和談吐也較易得老師的歡心和關照。所以，當家長們都以為透過教育就可以有向上流的機會，可以在經濟和文化資本的支持下，就形成一種不謀而合的象徵暴力(violence symbolique)，令資產階級能鞏固原有的社會秩序和壟斷。

無論教育是結果是怎樣，我們仍會相信人們應接受其社會定立的教育制度，無論是小學、中校，還是大學，沿著大家都依循教育方式是的最正常不過的事；而乎合國際性的考試(如HKAL、IELTS、GE等)制度，更是社會大眾認可個人能力評審的標準。為了回應這種外在制度環境(external context)的「社會共識」(consensus)，教育事業的制度化變得追求其認受性(legitimacy)多於其教學的有效性(efficiency)。其實以上的觀點正是制度論(institutionalism)所指出的，教育制度只為了這求其認受性和理念的同時會很容易淪為一種儀式(ceremony)或一種迷思(myth)。制度論除了研究組織內制度化的方式，還會關注組織與外在環境的互動與關連以制度化的過程，前者是傳統的制度論，而後者為新制度論(New Institutionalism)(陳美智、楊開雲，民89)。而Meyer的「世界體系制度主義」(World-system Institutionalism)，指出二次大戰戰後的全球性的教育組織改革是因世界體系的世界文化或世界標準所形成的制度環境而對各國形成規範與約束的現象(徐超聖，2007)。

Meyer認為組織所面對的制度環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會顯著影響其結構、運作與存活，而所謂的制度環境係指涵蓋整體較大社會脈絡中的規則與信念系統。組織為了取得充份的資源、訊息及支持，會視制度環境的要求為理所當然而加以遵循，如此即可取得組織生存的合法性（legitimacy)。由於組織的行動如行儀般回應制度外的社會期望和國際標準，以獲取組織內在的正當性與穩定性，因此這種組織中的理性正式結構(rational formal structure)只是一種迷思(myth)和儀式與典禮(ritual and ceremony)而已，並漸漸地脫離其原來的功能。由於組織中的行動者，只不過是依循一套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慣例行事，很少有真正理性的分析與算計的成分，而組織所產生的制度化形式，也不一定完全符合正式組織宣稱的目標，因而兩者之間常有「鬆散匹配」(decoupling)的現象。所以衡量組織的目標時不再侷限於理性模式的成本效益分析，也不該只是以效率原則來衡量組織的表現，反而可能以其表現能否合於制度性要求來衡量(Meyer, Kamens, Benavot, Cha & Wong, 1992）。

而本土的教育在追求國際性(英語主導、全人教育等)的前題下，Meyer等新制度主義學者就提出學校組織(特別是中、小學)的改革有會有以下四項趨勢：

1. 建立認受性(legitimacy)去符合體制規則：學校要生存，必須著重在社會的認同和教育局的標準，而不是提高學生的知性和技術能力。
2. 同型演化(Isomorphism)：學校間的架構、教學目標也變得彼此相似。
3. 以規範為基礎的決策：決策者會傾向作出合乎社會期望(也會是政治上)的決策，其個人的想法被限制。
4. 「鬆散匹配」(decoupling)：學校內的系統被認為是較為鬆散的連結，老師的教育目標與其教育的行動脫勾。

總結，對教育作出一些理論性的分析，藉此提出一些對教育的不同想像。例如功能論是說學校的目標是要讓社會中的個體能透過教育發展每個人的專長，透過有效的分工來令到社會順利運作。而之前不同的是，衝突論認為，有錢的家庭就將經濟資本來將他們的孩子鍛鍊成「十項全能」，從而在學校的教育場上「公平」競爭，令他們能在鞏固原有的社會秩序和確保資產階級對社會的壟斷。從制度論研究學校教育的框架下出發，強調學校組織為了回應社會外在的制度，於是教育改革變得同質化，組織在運作上更出現實際情況與理念鬆脫，令學校為了生存而追求認受性，最終令教育淪為一個宗教或神話──「學校就是教堂，教育是信仰」。

p.s. 這是以前一份小小的功課, 只是提出一些教育的社會學理論, 可是並沒有詳細的elaborate各理論的細節和少有例子說明, 固此有機會可再討論一下

折磨人的十月

十月還剩下一個星期時間就完了

意味著這個學期已過了半, 可是仍有很多工作未完成, 而它們也對我很重要

尤其是DRP, 可是我花卻最少時間去做, 

但它卻很重要, 相當於一個course, 

更重要的是, 我也當它是我學術研究的開始

每看到月歷時, 無從定義的壓力就來了...

寫編委稿 交essays 追reading  

星期一打醒精神開始做,  但每每工作未做完已到星期五

時常做到天亮才睡, 中午起床仍會感到疲累

(星期日媽總說我樣子很殘, 雖罵我但我知她心痛)

其實更差的情況是睡不了, 縱使身體多累也睡不了, 

罪惡感在於總是感覺在浪費著自己的精力和時間, 想起身幹點什麼但連眼睛也掙不大

其實我知道睡不了的原因, 就是仍有工作未完成壓力

矛盾
我雖然想被經常提醒,
但常常卻造成無名的壓力

-IOS5這個提示功能的確好用

留堂: 那一「剔」真的不容易

聽到「那些年我們一起追女孩」的主題曲, 想起中學「留堂」...

留堂是一個很消耗精神和時間的懲罰,所謂作文, 也沒有老師會看, 也少人用心作(但我真的在中一二時用心作留堂文的), 所以個人主將取消這種作文方式, 倒不如迫他們做功課吧, 但又有那個老師願意花時間在他們身上...

其實我在中五時當了一年班長, 無錯, 是班長(想不到呢!?), 當然, 我絕不是一個稱職的班長, 不但常忘記上堂放學去校務處取和還粉筆盒, 還有每朝遲遲材去交因欠交功課而要罰留堂的名單..

其實剔這張留堂的名單, 對我起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為我很易心軟而放過他們..所以會我處於兩難狀態

為了不讓自己難受, 在我對待在欠交名單常出現的同學, 我有不同方法令他們消失, 有時這包庇他們(因為他們交一兩份已是很大進步了), 有時黑面相對, 有時收功課前借功課給他們抄, 有時叫女同學打去叫xxx做功課也試過

久而久之他們欠下我一大堆"人情債", 開始就叫他們放學留下來一齊做完功課才走(其實都有一齊玩), 有時我看到一張沒有「剔」的名單時, 都會暗爽一下! 

發覺有時他們不做功課的原因真的是因為他們不懂才懶得去做...有些常欠交的同學他們慣了每天也留堂, 留堂是他們上學的一部分, 面對這種態度只有給他們吹脹...

我還做過一些很odd的事, 為了幫一些被杯葛的同學, 四處和同學理論, 用班主任堂來開班會處理...哈哈

回想起, 我算是一個擾亂常規的滋事分子, 多過是一位班長

「教育大躍進」：國內的大學生貧窮現象

在現時國內的「教育大躍進」中，大學生的社會認同能否與其向上流的經濟力量一致？

       在中國高昂的GDP、經濟發展加快之下，掩蓋著若干貧窮群體，這其中不但有農民、有工人，還包括昔日的「天生驕子」—相當一部分大學畢業生。據報載[1]，全國每年有上百萬大學畢業生走出校門便加入了待業大軍的行列。估計近十年年來累積起來的待業大學畢業生，不會少於1000萬。按照社會上通常的2:8開的富貧比例，其中約有800萬大學畢業生捂著空空的錢袋或背負著債務過日子，有人將待業大學畢業生成為「新貧窮群體」。而連國家總理溫家寶也說：他最擔心憂慮的一件事就是大學生就業。

在政治經濟的原因影響下，大學教育開始大眾化，降低了入讀大學的門檻，大大增加了孩子入大學的機會，高等教育高速普及化令全國進入「教育大躍進」的時代。打從擴招後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以來，每年有大量畢業湧入勞工市場而出現大學生就業難的現象，引致的不止是經濟問題，更是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

在本篇文分開三部分，首先會分析「教育大躍進」為何反而降低高等教育的質素，而引致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然後，以中國學者研究來描述當時大學生因貧窮而面對的困境，如蝸居、蟻族、櫃族等社會現象，以及這個現象如何作為加劇中國社會貧富懸殊的原因。最後，既然整體大學生的就業前境不太樂觀，為何作為仍然有人會積極地參與這場教育競爭呢？這部分我會以二位在嶺南大學讀書的內地生的訪問作分析。       

「教育大躍進」

既然大學生就業難，始於大學擴招，那讓我們追根溯源，看看大學擴招產生的背景和目的，並在高等教育急速商品化的情況下大學教育品質出現了什麼變化。

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下，大學教育可被喻為精英教育，當年大學生在社會上的地位可謂「天之驕子」，前途一遍光明。的確，社會向上流的制度開放了，這對普通家庭來說是一個好消息，這意味著他們的孩可以透過入大學而得到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令到全國開始出現好像五六十年代「大躍進」。

先從歷史角度看，中國大陸文革結束恢復高考招生以來，高校招生規模儘管在逐年增長，但在1999年之前，高校擴招年均增長都只在8.5％左右[2]。但1992年鄧小平宣佈要積極實踐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後，引致大量國企倒閉，國企再不大規模需要大學生，再加上，市場上出現過千萬的下崗工人。在1998年11月，經濟學家湯敏以個人名義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議書《關於啟動中國經濟有效途徑—擴大招生量一倍》[3]，建議中央擴大招生數量。在這份建議書之中，他指出5點擴招的理由：

1.       當時中國大學生數量遠低於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

2.       企改革帶來的大量下崗工人如果進入就業市場與年輕人競爭會出現惡性局面。

3.       國家提出經濟增長8%的目標，教育被認為是老百姓最大的需求，擴招可以拉動內需，激勵經濟增長。

4.       高校有能力接納擴招的學生，當時平均一個教師僅帶7個學生。

5.       最重要的一點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事關中華民族振興。

    這個擴招建議被中央採納後，中央很快制定了以「拉動內需、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緩解就業壓力」為目標的「大學擴招」計劃[4]。上述四大目標，可以說在當時確實都實現了，大學擴招確實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就好像五六十年代的「大躍進」所有家庭都把家裡的金屬拿去大練綱一樣，許多家庭把多年的積蓄拿出來供孩子接受高等教育，間接地刺激了內需，結果就是各地大學城的興起，以及高校新一輪的基建投資。總的來看，社會上大學多了，大學校園更闊氣了，大學的教員待遇幾何飛增，緩解了幾年內的就業壓力。在2008年，官方媒體對擴招差不多10年的大學教育作了一次正面而樂觀的總結：

高校擴招引發了「大學生潮」，為中國製造升級到中國智造提供了充足的、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加速了我國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進而增強了我國人力資源的國際競爭力。[5]

可是，1999年「大學擴招」以來，雖然中國的大學生人數在逐年遞增[6]，但同時，勞動市場根本跟不上這種「教育大躍進」的步伐，而引起很嚴重的失業問題。根據教育部及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的數據顯示，2008年的大學畢業生在550萬左右，但就業崗位遠遠低於這個數目，大學生就業難已經成為中國的社會現象。2010年，630萬的龐大畢業生隊伍和日益縮水的用人市場形成更為尷尬的對比，年未能就業的人數為567萬，其中有110萬人是勉強就業。對於龐大的畢業生就業困難問題，教育部開始對擴招進行反思，承認1999年決定的全國高校大規模擴招太急促[7]，將高等教育從前面對「量」的問題轉移到「質」的問題上。

擴招後的民間濫辦高等院校，在資源不足下，為了營運仍有利可圖時，可以將一年的學費調高到過萬元[8]。研究中國大學生就業能力與社會不流動的學者陳永傑指出大學教育品質的下降，是因為「大學擴招」而對教授、講師的需要大增，在缺乏師資的情況下唯有破格提拔教授的，而令到教育質量下降。最終引致畢業生資能下降，而減低了中學大學生的競爭力。

現在將原本擴招的四大目標與隨之而走的擴招之路重溫，就可以發現為什麼大學的學費如此之貴，教學質量如此之虛，甚至不惜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中高級技術工人的培養，那就是這個擴招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教育，為了社會需求，而是為了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提高GDP，因此完全沒有在教育的合理計劃與教學質量上下功夫，只是在賺錢上下功夫了，西方國家一般要用二三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達到的入學率，在中共政權為提高GDP的狂熱下，花了五六年就達到了。

之所以說擴招是一場「教育大躍進」運動，除了諷刺其倉促發展而累積過千萬的待畢業生外，還有就是指中國政府為了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提高GDP，最後令到高等教育結構改變而質量大大下降，降低社會上大學生的資能，令大學畢業生變成新崛起的「新貧窮群體」，這與原本擴招最重要的目標「高等教育的普及事關中華民族振興」背道而馳。

大學生淪為蝸居、蟻族

讓人感到殘酷的是，在大學教育的競爭變得更開放後，社會向上流的動力反而沒有改變／下降，「新貧窮群體」往往是本來貧窮的農民與農民工子女家庭貧窮的延續，也為社會上有學識的新弱勢社群。《麥可思—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項目組對50萬大學畢業生的調查顯示，家庭階層對其高等教育結果有著明顯的影響：

211院校中，農民與農民工子女入學時以576分的平均分領先於管理階層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的難度要大得多。從學生畢業後半年的就業狀況來看，農民與農民工子女有35%的畢業生未能就業，遠遠高出管理階層子女未就業15%的比例。在就業品質上也明顯處於弱勢，2008、2009兩屆畢業生中的農民與農民工子女畢業半年後平均月薪在各階層中分別排在倒數第一、第二位。 [9]

從量化研究的數字宏觀地看，正如陳永傑所指，影響大學生因透過就業而達致社會流動的因素，先賦因素的影響蓋過了獲致因素，而令到流會洗動性減低：　貧窮家庭的畢業生縱使在可以憑個人努力在學業上表現比一般中產家庭的畢業生優異，但在就業領域就是後者的家庭背景幫助佔優。除了統計數字外，不少國內學者調查這群大學生真正的生活境況，這樣才引起各出對這「新貧窮群體」的注意。

何建明在《落淚是金》中探討中國大學生家庭的貧窮現象，因為中國社會貧富懸殊的結構性問題，而大學生接受高等教育後又未能相應的「向上流」機會，從而帶出中國大學生的貧窮會令整個結構性的貧富懸殊問題更嚴重：一）大學生大多來自貧窮的家庭，不少人認為脫離貧窮最快的捷徑就是教育，因此不少父母為了子女將來能夠「向上爬」不惜辛苦供養子女就讀大學，因此，大學生要與父母一同承擔高教育費用。二）1988年實施「大學擴招」，高等教育擴張，滿街也是大學生，不但使高等教育「投資報酬率」下降，也使不少大學生選擇升學，形成一股「考研熱」，昂費的學費一直累積。三）由於國企改制、市場經濟改革等原因出現的市場經濟模式、採取自由主義的治理方式（1998年大學生由國家分配工作的制度基本取消，當年70%以上的大學畢業生是自主擇業的），導致勞動市場提供不到足夠的工作機會，結果不少大學生勉強就業而無法負擔「足以維生的薪金」。

 而六六的《蝸居》及廉思的《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就以微觀的研究方式調查了那些面對生活困境的大學生的生活狀況和工作方式。一) 創造昂貴的教育費用，只得兼職打工，淪為廉價勞工：大學費用每年高達五至六千，甚之過萬，大大高於多數農村家庭一年的收入，由於基層家庭的收入大多用以支付學費，因此大多數大學生會出外兼職以支付生活費和幫補家計。中國大學生為了家計，不惜被商家欺壓，淪為廉價勞工，因此中國大學生便成為中國轉型資本主義化後，相當大且具有高彈性、廉價勞動力的來源。二) 畢業後工作不穩定且薪金低，但為滿足溫飽，被迫接受各式保障不足的工作。三) 成為蟻族、蝸居、櫃族：除了住在城中村（髒、亂、差的生活環境），幾個貧窮學生擁擠在同一宿舍，共同使用公共洗手間，再加上無法負擔付任何消費活動，缺乏社交活動，成為社會上一班弱勢社群。

這些文獻都詳細地描述了由於「教育大躍進」而產在的新社會問題，奇怪的是，對於貧困的遭遇，兩個調查都發現，雖然他們都遭到經濟否定，但大部分大學生對未來仍感到樂觀，仍然相信「知識可改變命運」。

大學生的社會認同

以上說明，即使學生能進入中國的高等教育制度，在缺乏家庭在財與權的支持下，仍難保障大學畢業生能在就業市場找到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既然一般教育質素及市場職位都不能配合一個「智造」社會的發展，為何大學生仍會相信「知識仍可改變命運」呢？為了了解這個問題，我在校內訪問了二位在香港讀四年的內地女生，主要問了她們對高等教育的看法和將來就業的準備。

對於接受高等教育的原因，受訪者除了視大學畢業作為一個進入勞力市場的門檻，即一種工具性的用途外，還會受社會對大學生這個身份的認同。

小清(工商管理二年級)： 我讀的高中都算是東莞內最好那間，我想我都應該和同學一樣考到一間重點大學...但最後成績不太理想，只能入一些不太重點的大學。當時覺得讀些普通的大學不太有前途，有想過早點出來找份工作的。而當時剛有朋友說可以去香港讀副學士很大機會可以升本科，再加上他們都說大學畢業，生活才會有改變嘛！其實是我爸想我讀大學的，他說大學生可以坐在辦公室工作，不然就要在工廠的生產線上。

小鈺(翻譯系二年級)：可以的話我想諗多點書，一來可以繼續學自己喜歡的東西，二來你可以說是...可以暫時不用為工作而操心，哈哈，所以如果我在這仍拿到獎學金的話，我也會諗碩士然後博士。為什麼想諗博士？因為博士是個現時的社會成功人士的身份嘛，人家會覺得你比起其他人聰明和能幹一點，而且找份工作時，薪金線也高一些。

事實上，尤其是在城市生活，陌生人之間多是靠符號來互動，這些符號是某個特定時空和社會下的產物，具有象徵意義，例如外表裝扮和學歷。無論是在本科生、碩士生或是博士生，這些身分都可一個被認可而又有社會地位的符號。以前兩位受訪者雖然未進入勞動市場，未了解真實的求職的但她們都認為在社會大眾眼中，大學生這個身份象徵著一種社會對她們的認同。這種文化上的認同，對選擇升學與否不但是一個壓力，更是推動青年主動投入「教育大躍進」的動力。

        最後，在中國內地，大學生這個身分雖然得到某種的社會認同，在「大學擴招」趨勢下，這種身分認同令青年積極參與「教育大躍進」，希望可以透過這個較公平開放的機會來向上流，但弔詭的是，在勞動市場不能提供足夠及相關級數的職位空缺時，這種認同卻間接被經濟發展拋諸門外，令部分大學生不能分享中國急速經濟發展的成果，結果衍生出蝸居、蟻族這些大學生貧窮現象，令中國內地社會出現這種應該不會貧窮的「新貧窮群體」。

參考資料

《蝸居》，六六著，台北懸新店市：人類智庫股份有限公司，2010。

《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廉思主編，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落淚是金》，何健明著，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

「大學生就業能力與社會不流動」在嶺南大學的講課，陳永傑，2010月3月。

「待業大學生：新“崛起”的貧窮群體」(22/9/2010)一文載於金羊網http://big5.ycwb.com/culture/2010-09/22/content_2819192.htm

「教育部承認高校擴招太急促造成畢業生就業困境」(10/10/2008)載於今視網http://www.jxgdw.com/jxgd/news/rdxw/userobject1ai842843.html

「十幾天制訂新計劃擴招50萬大學生」(1/5/2009) 一文載於新京報網http://www.thebeijingnews.com/news/reform30/2009/01-05/039@080308.htm

「1999年高校擴招：大眾教育代替精英教育」(10/12/2008)載於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2/10/content_10481615.htm

教育部承認高校擴招太急促造成畢業生就業困境」(10/10/2008)載於今視網http://www.jxgdw.com/jxgd/news/rdxw/userobject1ai8428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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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待業大學生：新“崛起”的貧窮群體」(22/9/2010)一文載於文載於金羊網http://big5.ycwb.com/culture/2010-09/22/content_2819192.htm

[2] 「十幾天制訂新計劃擴招50萬大學生」(1/5/2009) 一文載於新京報網http://www.thebeijingnews.com/news/reform30/2009/01-05/039@080308.htm

[3] 「1999年高校擴招：大眾教育代替精英教育」(10/12/2008)載於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2/10/content_10481615.htm

[4]同上。

[5]同上。

[6]同上。「1999年高校擴招：大眾教育代替精英教育」一文列出這些年來大學生人數一直攀升：「1999年，當年招生人數增加51.32萬人，招生總數達159.68萬人，增長速度達到史無前例的47.4%，之後2000年的擴招幅度為38.16%，2001年為21.61%，2002年為19.46%，到2003年，中國普通高校本專科生在校人數超過1000萬。2006年，國家提出高等教育的發展要切實把重點放在提高質量上。2007年，國家教育部部長周濟說：高等教育仍將繼續擴招，但是幅度將大大放緩。進入2008年，全國普通高校本專科招生計劃為599萬，增長幅度為5%」

[7]「教育部承認高校擴招太急促造成畢業生就業困境」(10/10/2008)載於今視網http://www.jxgdw.com/jxgd/news/rdxw/userobject1ai842843.html

[8]同上。

[9]「待業大學生：新“崛起”的貧窮群體」(22/9/2010)一文載於文載於金羊網http://big5.ycwb.com/culture/2010-09/22/content_2819192.htm

國民教育文武鞭 (刊於學聯七一特刊)

政府在今年5月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諮詢稿, 重點在於培養香港下一代要有對國家正面的價值觀，務求以盲目愛國的「國民」身份取代原有「公民」參與的社會角色。

      無論在報章、網上或諮詢會上，市民（包括學者、教師、學生）直斥其「洗腦陰謀」的聲音如潮，莫視人權教育和言論自由的普世價值，但教育局的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發展主任張永雄卻說出「普世價值等於西方價值，只是向中國施壓的方法」這般荒謬的回應 。

      可是，政府依然硬推，縱使「洗腦」教育未推行，但其政策想要培養有中國特色的愛國方法－培養馴民、一言獨大、順黨從黨、剝削權利已經表露無遺。這個「洗腦」國民教育正正是惡法廿三條的分拆上市後的軟武器，在制度上想從法律上剝削我們的言論、集會的自由，更想在認知上透過教育場上控制學生的思想，要求他們的作出「合儀」的愛國方式，阻礙他們對表達意見的和對國家發展說「真話」的勇氣，令人民不能對執政者表直斥其非，以「異見」來關心國家發展。

      在一個政權與國家密不可分下情況下推行國民教育只會淪為洗腦工具，我們恐怕現行計劃只會是對下一代社會參與的意識的清洗及公民意識的削弱，我們要求停止國民教育改革，並著力加強公民教育政策，培養下一代有勇於社會參與的公民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