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退保」關你何事?

載於第106期《嶺南人》(12/2011)

撰文:梁仕池

前言

香港的強積金推行至今達十年，其營運方式例如行政費用偏高以及能抵銷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對沖機制一直為人詬病。而在2008年，全球不少大型基金因金融海嘯而嚴重虧蝕，供款者要承擔供款額中的巨大損失，強積金為市民積穀防饑的能力備受貿疑。相信大家近年也不時在報章評論、遊行或專題節目中出現聽到或看到「全民退保」或「全民養老金」等字眼，這是因為強積金為市民所造成的疑惑令「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可行性再次引起討論，甚至被納入立法會的討論議題。其實「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是一個由多個民間組織與專業團體組成的「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下稱退保聯席）提倡多年的計劃，主張由政府向各階層的長者提供老年經濟保障如醫療、房屋、長期照顧服務及合理生活水平金額，有別於現時單靠強積金、生果金以及私人儲蓄而成的三大退休支柱。

老年貧窮除了令社會面對的龐大的財政負擔外，所引導的社會問題也不能忽視。雖然嶺南的同學還活在學校的庇蔭中，還未成為打工仔，未需為退休後的老年生活而籌謀，但一個社會的退休保障制度並不是個人或某部分人的事，這個制度意味著各人對社會的集體承擔，所以身為大學生的你們絕對有責任去了解退休保障制度，繼而思索制度對社會甚至日後你們的生活的影響。在本專題裡，我們主要探討和介紹以下幾方面的問題，包括1)香港人口老化的情況和將來面對的問題 、2)香港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概念、3)現時退休保障制度（強積金、生果金、綜援）的不足，以及4)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提出的「全民養老金」。

香港人口老化的情況和將來面對的社會問題

隨著醫學昌明以及更佳的生活條件，全球人均壽命延長，這本來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可這被稱為「人口老化」的現象常被視作為社會問題的根源。早在日本面臨經濟資產泡沫破裂時，「人口老化」已被視作其中一個拖垮經濟復甦的原因，這與人口老化傾向令社會平均生產力下降而社會勞動力的負擔增加有關。今日的香港，亦開始意識到人口老化的出現，政府統計處資料推算，香港的年齡中位數將由2003年的38歲上升至2033 年的49歲，而長者人口比例，即是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將由2003年的11.7%上升至2033年的27%，這些數字背後所帶出的是香港在接下來的幾十年的人口急劇老化的趨勢。 (1)

人口老化會為公共財政帶來沉重壓力，當工作年齡人口不斷下降，工作人口的負擔就相應增加。現時，由十二名工作年齡人士負責支援兩名長者，到2033年，每兩名長者便只有約五人支援。社會投放更多的金錢和資源於上升的人口比例上，而用於其他方面例如教育或生產投資或相應減少，除非勞工生產力突然被大幅提高，否則不難推測的是香港可能面對放緩的經濟增長，對社會經濟產生壓力。

人口老化亦迫使政府投放更多的資源予長者相關服務，常被提及的是醫療和長期護理，政府近日銳意推行醫療保險，其中一個論述便是跟人口老化會為社會醫療開支帶來沉重的負擔。另外同樣需要動用資金去改善或提供的是針對長者的社會設施配套等。可見，人口老化所造成的影響並不只限於某一個年齡層，而是涉及整個社會的資源調動的來解決香港長者的養老問題。

現行退休保障制度的不足

面對人口老化所帶來財政、醫療、安老設施等的壓力，看來現行可歸納為退休保障的制度，包括強制性公積金、高齡津貼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已經不能應付，下文在分析上述三個政策的不足前，先簡述一下各種社會保障政策設立的原則，以便同學理解不同的政策的目標。

一)香港的社會（退休）保障制度

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兼任副教授馮可立指出，社會保障有不同的類別，例如社會保險（social insurance）、社會援助（social assistance） 、社會津貼（social allowance）等，每一個類別都有特殊的政策意念及原則。(2)

社會保險主要是針對生命的「無常狀況」， 例如失業、疾病、工業傷亡、退休等，這些狀況都是與職業及社會分配有關，所以市民、僱主及政府都負上部分責任，在一些供款計劃下確保出事後生計沒有太大的落差。「強積金」就是以這原則，但就由市民與僱主負責，政府只擔當規管角色。

社會援助，是政府的扶貧方案，香港的「綜援」就是例子，其目的是幫助窮人有基本的生活水平。它的重點是制訂貧窮資格及設定基本的生活水平，由於動用的是公帑，所以資格及金額也不多。
社會津貼，它有更廣泛的社會目標，希望滿足某些社會類別或社群的特別需要，配合社會的整體發展，「生果金」就是以「敬老」為本的制度。

在香港，長者被政府社會保障政策分為三大類：65歲至69歲獲生果金者，要資產及入息審查；70歲及以上者，無需資格審 查；65歲或以上老人，連基本生活也不能維持者，可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有數據到2008年止顯視長者領取綜援和生果金的數字，加起來便達長者人口約九成，當中兩成多領取綜援，另外六成多領取生果金。(3)

二)強制性公積金「簡稱強積金」

 香港現時推行的退休保障制度，是根據世界銀行在一九九四年所發表的報告書而制定。報告書提出退休保障有三大支柱方案，而香港採用私人託管的強制性供款計劃。計劃的詳情是按照最高和最低的入息水平，僱主和僱員需各供相等於僱員薪金某個相同的百分點的款項，作為強制性供款，計劃亦包括自僱人士。總的來說，市民各自為自己的一筆強積金而努力，各人在「結算日」所得的份額各不相同。由於這項計劃與薪酬水平掛勾，亦有說法指此是「多勞多得」，在指定薪金範圍內，賺錢較多的人的供款自然會比薪金少的人為高，而到他們已屆退休之齡時，免卻因個人對投資計劃的選擇而再賺的金錢數量，捧著較多錢離開的，應是當初供款較多的一批。然而，這強積金對社會某一部分 人永遠起不了作用，像現時的長者、家庭主婦、單親家庭、殘疾及失業人士，他們多是全無收入或收入低至毋須供款的水平的人士，在退休後就只能靠政府所設的安全網如申領綜援以及生果金度日。

從此可見，單靠強制性公積金並不能讓香港所有的長者在晚年獲得生活保障，根據港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數字，月入五千元以下的僱員，平均每月只能獲得約一百五十元的強積金僱主供款，持續供款三十四年後累算權益僅得約十七萬元。而一個以一個僱員若現時月入一萬零五百元，即使就算連續供款三十五年，在退休後每月所得的保障金額只得三千一百五十六元，還未計算因通脹而帶來的實際損失，未見得所有供款的「打工仔」能夠單以強積金安享晚年。

強積金另一個為人詬病的地方是行政費昂貴，強積金受託公司收取的行政管理費比例相當高，管理費約為於2%，三十年後就會有40%供款落到中間人手中，被指蠶食僱員供款。而各類型基金回報差距大，即使某些基金的表面回報率最高實際回報卻可能反而更少，原因就是中介人收取的管理費過高，蠶食供款。 (4)

另外一個大家常聽但未必了解的強積金弊病，就是其能抵銷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對沖機制。現行做法僱主可以在遣散員工或者員工離職時，以強積金內的僱主供款部份用來支付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所以強積金能有效「越滾越大」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供款能持續被累積投資，但強積金推行十年來，適逢社會合約工和外判工的湧現和盛行，很多勞工被迫在合約期完結如如一或兩年內會再簽署新的合約，同時強積金就能不斷地被對沖。這些勞工退休時所得的強積金就所剩無幾。同樣，對一些開工不足或經常失業的僱員，所得公積金亦會因不能連續供款而減少。

三)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

生果金（高齡津貼）本來是政府向為社會貢獻多年的長者所聊表的小心意，不過這卻成為不少長者賴以為生的生活費。清貧長者要領取生果金過活，全因當局一直未能解決長者缺乏退休保障的問題。

生果金本來沒甚麼弊病，只因其本義為輔助性質，但近年的趨勢是生果金已為不少長者的生活費來源，而此為生果金的金額或派法資格造成壓力。最常聽的是生果金金額較少，不少團體要求增加生果金，加上人口老化的關係，政府在生果金的花費上無可避免會增加。長此下去，這會加重每名納稅人的負擔，演變成有不少人擔心生果金開支會膨脹甚至失控。

另外一方面，生果金的申請條件亦惹來投訴。現時不少長者在退休後選擇回內地居住，或因環境較適合養老，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內地生活條件較低，即使生果金金額比較少，亦或能足以維生。但生果金卻設長者離港日數限制，長者需要在一年內離港不超過56天。長期在內地定居的長者，只能忍痛放棄領取生果金。對以生果金賴以為生的長者，他們的選擇並不多。

四)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簡稱「綜援」）

綜援計劃的目的，是以入息補助方法，為那些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提供安全網，使他們的入息達到一定水平，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目前，長者佔整體綜援個案超過一半，但要申領綜援並非易事，很多長者因為種種原因，並不符合資格。一方面除了長者綜援的資產限額甚為嚴苛，另一方面若長者與家人同住，政府會荒謬的假定家人必定支援長者生活，於是要申領綜援，便需全家一起申請，否則即使家人沒有供養亦無法申領，除非子女願意簽署俗稱「衰仔紙」的不供養父母證明書，令長者陷於尷尬的境地。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援助制度，只在香港還會保留著。

什麼是「全民養老金」?

其實，在立法會的討論聲中，與全民養老金這個概念十分類近的討論已經斷斷續續迴盪了二十多年。在近年的七一遊行中，支持全民養老金的朋友高呼「不能再拖」的迫切要求。「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下稱聯席)是由本港七十多個不同界別的民間團體在2004起年組成，經過多年的討論和準備後提出全民養老金方案，一直以寫文章、搞討論會等形式教育大眾，並以議會內外的不同的力量爭取政府採納有關建議，盡快解決香港長者的生活保障問題。接下來，我們會詳細地介紹全民養老金的方案，並分析方案在財政上能足夠應付未來老人人口增加的細節。

一)養老金每月3000元

首先，聯席要求設立全民養老金的主要目的是為所有65歲及以上的香港長者提供一個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建議養老金的水平設在每月3000元（以2006年購買力計）。

據聯席的前召集人黃洪在其文章指出，邀請了港大精算系的學者分別在2004年和2008年為全民退休保障金的長遠運作進行精算，為確保計劃長遠的持續性和考慮人口老化的趨勢，最後得出政府要為計畫注入一筆過撥款的500億元種子基金。(5)

二)利用勞動人口集體儲蓄

聯席建議的這個退休金制度是一個部分預先儲款（partially pre-funded）的計劃，以避免「隨收隨支」（Pay As You Go）的入不敷支情況，這計劃重點在於利用在2021年之前，香港仍有一定比例的勞動人口，進行集體儲蓄，以應付其後人口老化高峰期。

三)養老金的三方供款
全民養老金制度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一同供款，不同於強積金的是這計劃加入了政府對社會的承擔。

政府供款	僱主供款	僱員供款
1) 綜援(用於65歲及以上受助人標準金額的開支)； 2) 生果金的開支； 3) 一筆過撥款的500億種子基金。	1) 僱主的供款比率為僱員每月薪金的2.5%； 2) 另一半每月薪金的2.5%則繼續供強積金。 3) 盈利高於2000萬的企業，每年額外繳交約1.9%的利得稅，以2006年計算，款額大約為62億元。	1) 供款比率為每月薪金的2.5%； 2)另一半每月薪金的2.5%則繼續供強積金。

黃洪根據上述安排得出長遠的預算：「在2006年共有85萬65歲及以上的長者，養老金總支出為287億，而總經常供款為334億，當年剩餘48億，加上政府的500億種子基金，基金首年累積儲備有548億。預算養老額金的金與通脹掛鈎，所以實質購買力將不變，以下的推算亦是以2006年實質價格推算。到2026年，當年有178萬長者，養老金總支出為622億，而總經常供款為594億，當年赤字28億，但基金累積儲備仍有2074億。到2036年，由於動用儲備，累積儲備下降至1889億。到2046年，當年有277萬長者，養老金總支出為831億，而總經常供款為853億，當年再次出現剩餘22億，基金累積儲備有2143億。」(5)

四)方案可持續運作50年

聯席認為，這方案可利用15年的窗口期，由2006年至2021年，養老金的供款較支出多，連同500億種子基金作為計劃的儲備。在2021至2046年期間，老年人口比例迅速增加，基金的儲備將會減少。到2046年由於老年人口比例已趨向穩定，養老金重新開始出現盈餘，基金儲備再次增加。意味這方案可以持續運作50年。而且這計劃的累積儲備，於運作第5年後，一直維持於超過兩年「全民養老金」的每年開支水平，即使經濟情况出現短期下滑現象而要影響供款率。

只欠有長遠規劃的政府

原來早在八十年代初的立法會上，民間與政府已開始對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作出的多次的討論、檢討和修改。雖然在1989到1998的九年間，經部分議員、民間極力爭取那加入政府參與供款及作中央管理的退休保障計劃，在接近尾聲階段突然被當時的英殖政府擺弄「民意」，而令到全民退休金計劃被擱置(6)。 所以，香港退休保障制度中的的自願性私人公積金制度轉變成當時(1994)被大部分泛民議員反對的強制性公積金制度(強積金)，演變成今日所謂「大三支柱」的退休保障政策(即綜援、強積金及私人儲蓄)。

據統計處顯示，全港現時約有90萬名65歲以上長者，預料到2039年長者數目將會接近高達249萬，反映人口急劇老化(1)。 在去年十二月，立法會一個委員會又就退休保障制度展開討論，雖然多個出席團體均批評現有制度不健全，要求政府推出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但政府仍不理會。世界銀行(World Bank)自2005年起將退休保障中的「三大支柱」擴大至「五大支柱」，加入「非財務性支援」及「強制性公營退休制度」，可是香港政府卻不作出任何調整。黃洪指出世銀所定義的退休保障，即使最低層的市民都可以享有最低的生活保障，若香港不解決全民退休保障問題，政府未來的綜援開支將十分龐大，庫房未必能夠承擔。他續指，爭取政府成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種子基金多年，擔心愈遲成立基金，所需的營運成本愈高。(5)

最後，香港社會面對老人急劇老化，建議的方案放在眼前，可是現時的政府不會作長遠規劃和定下改善民生的決心，不能為解決長者貧窮問題作出長遠的規劃，而只用心於派錢這種政治化妝術之中。

參考資料:

1.      政府統計處《香港人口推算 2004-2033及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

2.      馮可立，生果金敬老？，《明報 》：A27 ，2008年10月23日。

3.      張超雄，增加生果金捉錯用神，《明報》 ：A28 ，2008年10月22日。

4.      張超雄，這是蓋棺定論的時候——強積金與雷鼎鳴商榷，《星島日報》，2011年1月12日。
http://www.inmediahk.net/%E5%BC%B5%E8%B6%85%E9%9B%84%EF%BC%9A%E9%80%99%E6%98%AF%E8%93%8B%E6%A3%BA%E5%AE%9A%E8%AB%96%E7%9A%84%E6%99%82%E5%80%99%E2%80%94%E2%80%94%E5%BC%B7%E7%A9%8D%E9%87%91%E8%88%87%E9%9B%B7%E9%BC%8E%E9%B3%B4%E5%95%86%E6%A6%B7

5.      黃洪，長遠規劃改善民生全民養老金，《明報 》：A26 ，2011年04月04日。

6.      一個難產的全民退保方案，2011年06月24日。

 http://www.inmediahk.net/%E4%B8%80%E5%80%8B%E9%9B%A3%E7%94%A2%E7%9A%84%E5%85%A8%E6%B0%91%E9%80%80%E4%BF%9D%E6%96%B9%E6%A1%88?v=m

《嶺南人》與本地和內地同學談學生會的困局－－防範中共的滲透與「保護」內地 生上庄的權利

與本地和內地同學談學生會的困局－－防範中共的滲透與「保護」內地生上庄的權利

撰文：梁仕池

相信同學們偶然走過民主牆時，仍會看到有關於本年度(2011-12)嶺南候選幹事會「燎聲」的爭論的文章和新聞報導，當中包括幹事會候選會長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一事、內地生不等於共產黨等。事隔兩個多月，仍使人想起諮詢日完結後的「不歡而散」。雖然，本地和內地的同學在日常相處中相當融洽，但是「不歡而散」的原因是恐怕不再見本地與內地的同學組成一支候選庄，去參選學生會的幹事會與編委會選舉。既然大家都是學生會會員的一份子，如果不能實踐參與確是可惜。

本文嘗試去提出一個我們──本地生和內地生面對著且待梳理的困局。首先，讓本地和內地的同學理解在香港獨特的社會環境中，學生會的社會角色如何變成帶有政治味道，及如以關心和參與社會會與「反共」、「反建制」有關。其次，受官方監察的內地生身份如何限制他們在學生會的選舉這等公眾場合的發言，更重要的我們卻無視這種身份上的差異，使內地同學不能享有他們應有的權利。最後，本地和內地的同學應如何面對這個問題。

追求公義的社會角色

大學生作為社會的知識份子，是社會的良心。為社會貢獻的不單單是專業知識，更是對社會公義的維護。大學學生會的價值不僅限於提供福利、服務及幫助會員，更重要的是團結學生會會員，共同實踐社會責任。一直以來，大學學生會都堅守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捍衛社會上的公義及道德，對於一些大是大非的議題，例如平反六四及爭取民主普選等，都有著不可退讓的立場。

在香港，每年的大學學生會候選幹事會和候選編委會的諮詢日環節中，除了政網上校務和福利問題，會眾一定會要求候選委員和候選庄的說出對一些社會議題的立場和價值觀，他們的提問通常涉及「如何看中共的一黨專政？」、「會否支持平反六四？」、「怎樣搞學生運動？」、「如何帶領同學關心社會？」等領域，為了更完整地確定這支未來會代表學校的中央庄的價值觀，還會質問其在「教育政策」、「民主」、「性別」、「環保」、「勞工」等與個人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範疇的看法，會眾有時還會建議更完善地組織相關的活動。要知道，諮詢日對候選庄來說最大的作用就是了解他們所服務和所代表的同學的意見，然後再修改其來年的年度計劃書。由於可見，我們期望學生會除了要在校內舉辦活動，代表同學們與校方在校政上交涉，同時，我們更期望它能作為「社會良心」，在大是大非的社會政治議題上代表同學去發聲和行動。可是，這個「社會良心」不單需要同學們謹慎看待手上的一票，更要緊的是了解和寄望學生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承載著怎樣的價值。

這個爭取公義的社會角色與香港的社會環境有著莫大的關係，這是為什麼學生會的抗爭行動被人視為帶有「反政府」和「反共」的味道。由於香港的言論自由較內地開放，市民在法律的保障下有權利透過意見書、遊行、示威、抗議等方式來表達他們對社會或政府的意見，再加上本地實在有不少具爭議性的社會議題和政治結構，以及政府的漠視民意的詬病，結果政府難以避免成為主要被抗議的對象，例如還未落實雙普選(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選舉)，負責制定政策的政府就被視之為剝奪港人的公民權利，製造不平等的社會政策結構；干預「港人治港」，中央政府就是操弄香港政制發展阻礙落實雙普選的主要原因。除了社會結構，也有其特殊的歷史因素，由於香港是個移民社會，所以大部分香港人從來視自己為中華民族一分子，兩地血濃於水，對於國內的災難及社會問題都很關心，例如反對內地的維權人士被政府無理定罪，和經已二十二周年的維園六四晚會，都顯示港人對內地政府的行為有一定程度上的不滿。所以，學生會在學生運動上的「反政府」和「反共」態度，是與本地的社會政治結構和特殊的歷史有關。以下是過去一年學界(由不同的學生會或是組成的專上學生聯會策劃)參與過的社會議題，當中的抗爭形式包括建議書、聲明書、遊行示威、論壇等。

學界在2011年度參與的一部分社會議題 (相關議題的聲明及立場可參考專上學生聯會的網站http://www.hkfs.org.hk/hk)
中大學生會：核電要不要？「反對中港擴建核電廠」（聯署）	港大八一八事件: 反對大學行政治獻媚，捍衛大學自主
反對國民教育成為中小學課程	廿二周年六四絕食行動
反對教資會2012至2014年度學額競逐模式	釋放劉曉波　還我中國人權
反對中港擴建核電廠	聲援非洲及中東人民起義
學界對特區政府的呼籲: 回應市民要求 改革財政政策	譴責中共拘禁艾未未、趙連海 立即釋放所有良心犯及推行政治改革
五一工權大遊行: 抗擊官商霸權    捍衛尊嚴生活	溫州市動車事故：要求港區人大代表范徐麗泰在人大常委會建議成立特別委員會調查事件，得出較公正及獨立的調查
譴責警方政治打壓	聲援廣東陸豐烏坎村民的民主抗爭
支持外籍家庭傭工爭取居港權

筆者希望本地和內地的同學都會了解為何學生會總帶著政治意味，甚至表現得「反建制」、「反共」，雖然這種學生會的社會角色不是必然，但在本地的社會結構和歷史原因下，這是一顆很重要的「社會良心」。

　　回看嶺南上次的候選幹事會的諮詢日，以上的原因能讓內地同學了解為何本地學生，甚至媒體對懷疑「共產黨滲透」會有如此大的反應。其實同學不會絕對地抗拒有中國共產黨員身份的同學加入學生會，是次事件之所以變得那麼嚴重，是因為該名候選幹事會會長刻意隱瞞其黨員身份，於是大家很自然就對此事解讀為「滲透」；而巧合地，該名候選幹事會會長在諮詢會中被會眾質問時竟爆出有匿名電話叫他「繼續選學生會，還有找機會修章」一事，令在場會眾嘩然，更為翌日的頭條新聞。

因此，筆者希望同學們明白，本地學生會對「共產黨滲透」是非常敏感和加以提防的，甚至有些同學的的表現看似有點「恐共」。可是，這絕不代表學生會的選舉不歡迎內地的同學或有共產黨黨籍的朋友。請本地和內地的同學以一個開放的態度面對這個問題，而不應一開始就憤青來憤青去的互扣帽子，這只會中斷我們可以互相溝通的機會。

內地生的身份限制

　　再者，其實我們都知道，當內地生要在公開場合，如候選幹事會諮詢日中評價國共產黨和敏感的政治事件時，我們都能預期到他們的回應定會以保守和迴避的態度來回應。

　　在諮詢大會上，有會眾向一眾候選幹事提出「中國共產黨是否一黨專政？」這條問題時，本地同學很容易就可以答「是」，然後給一些我們都耳熟能詳的原因；可是，內地的同學們卻急急地用手機上網查看，然後清楚說出官方的答案，也有同學尷尬地「不予回應」。這些有可能批評中共的問題，對內地同學在公開的問答大會中，無論是贊成抑或反對都不會有好下場。對此，我們應要知道當內地的同學要香港的大學進修，他們的行為就會受中聯辦(全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監控。我們也聽聞內地的同學說他們不能參與任何政治的活動，最明顯的就是不能參與任何有關六四的活動。所以，內地同學的答案，我們都猜到八九成。我們歇斯底里的在公眾場合質問他們一些政治敏感的問題，但是那些回應真的是他們的真心見解嗎？而我們又是否把他們推到一個危險的位置上？

了解差異

　　縱使大家都身處在香港這個言論較為自由的地方，但對於受中聯辦的監控的內地同學，在公眾場合發言絕不是一件他們能「安全地」暢所欲言的事。當我們歇斯底里地質問對他們的身份敏感非常政治立場，他們說出的答案真是他們所想的嗎？當我們不理會或忽視這種身份上的差異，這種一視同仁的諮詢方法又能否令大家得到公平的對待？就如當我們要求男女平等時，我們不是去強迫女性要和男性表現一致，而是去體諒女性與男性在身體上的差異，如女性的有薪產假就是其中一個作用去拉近男女在職場競爭的條件。

　　這種「差異」的想像，不是去要求一樣的待遇，而是去思考：如何讓不同的人能有效地實踐他們的的權利和才能。在學生會委員的參與權一事上，由於香港獨特的政治環境和歷史因素，使學生會的社會角色偏向「反建制」和「反共」。相信很多朋友也有過這樣的經驗，和內地同學私底下談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他們對中共的批評來得比我們更恨更具體，因為生活在一個獨裁政權下，他們比我們更清楚。在秘密地參與六四活動的內地同學，他們對祖國的關心和痛惜絕不會比我們少。在香港的生活經驗，不像內地後的資訊封閉和言論限制，我們的確能(本地和內地的同學)更自由、更開放地認識國情，了解中國面對的政治、經濟環境等社會問題，並有空間去討論國家的民主發展。

總結：「擦邊球」的可能性

    筆者慶幸能代表嶺南編委會與內地多所大學的學生報私下開了一個兩地聯編會，這個交流的機會對本地和內地的同學也是十分難得。初時我們得知他們的學生報原來是共青團管轄(提供資源和審核)時無一不嘩然，很自然會聯想到編輯自主的問題。可是，當我們如火如荼地交流學生報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參與度時，例如如何揭示社會民主問題和討論社會議題、如何拉近大學生與社會的距離時、如何實踐編輯自主的精神，我們才了解他們常有「擦邊球」的境。在內地辦學生報的同學，讓我們看到縱使內地的編輯制度如何受限制，只要我們仍有熱誠，總能鑽空子，能智慧地和技巧地避過建制的審查，仍有打破困局的可能。至於怎樣能讓內地的同學在諮詢大會上「擦邊球」，能避過中聯辦的審查，又能在學生會裡和本地的同學一同學習和成長，那就要靠我們一起「私下」去尋求一些辦法了。

    其實，無論校方有怎麼的一套收多少內地生的政策，都不能改變我們(本地和內地的同學)確實是在同一個校園、同一個社區裡生活。更重要的是，我們都擁有著一樣的權利，這種平等的權利是民主精神的核心，也是組成學生會、建立自治社會的必要條件。回到內地生參選學生會一事上，我們已經了解到學生會的獨特性(政治立場)如何排斥擁有內地生身份的同學的參與權。而吊詭的是，我們同時面對著要防範中共的滲透與「保護」內地生上庄的權利的看似兩難局面(dilemma)。

    「斬腳趾避沙蟲」定或「中門大開」恐怕都不是大家認為有效的處理方法，再加上我們的情況仍未像現時社會的政治局面和仇視內地人的排外情緒那樣難解決。與其視之為困局，倒不如把它看成一個機會──迫使我們一起去思考和討論：「我們應如何令學生會開放給本地和內地的同學參與並互相學習、成長？」這個問題，不止是嶺南學生會、嶺南同學所要面對的情況，隨著本地各所大學增收內地生的數目，這是所有學生會和同學必然要梳理的問題。

最後，學生會作為一個推崇自由民主的公開組織，不同背景的同學都可在學生會選舉中享有參選、提名及投票的權利，這正彰顯了一個公平公開的民主選舉。而學生在享受權利的同時，亦須履行捍衛學生會持久的精神的義務，否則此等權利能否傳承下去將會不得而知。因此，我們希望同學能夠理解及支持學生會長久的價值與精神，用行動去使其傳承下去。

順帶一提，學生會的會員其實除了有本地和內地的同學外，還有國外的同學，他們看不懂學生會用中文書寫的文件和會章，可是，只要他們仍是學生會的會員(雖然他們的數目少)，這個自治社群就不能對他們視而不見(invisible)，我相信這個方向的討論會更徹底地審視學生會的民族性所造成的限制。只是因篇幅所限，唯有另文再論。

告急！！
嶺南學生會幹事會已多次出現缺庄的情況，本會希望本地的同學和內地的同學都可以思考上學生會庄一事，得知現時候選編委會已有足夠法定的的人數，他們在2月份再開始補選的事議。可是，自從候選內閣「燎聲」在上學期的諮詢日宣佈解散後，餘下的成員現正迫切地籌組新的候補內閣，現時他們只有6位同學，希望能可趕上在2月初補選的報名。



－－－載於第107期《嶺南人》

Spivak:「自我反省」

「在當今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 這種自我反省的道德勇氣顯得尤為可貴和重要, 任何形式的對他人的偏見和自我特權意識, 都將導致了解他人和增長新知識的機會喪失, 而最終導致創造性和新生命的終結。(這種自我反省包括批判主體自身社會身份、社會作用、思想侷限、歷史積瀝(文化的、種族的、階級的、性別的)保持高度的警覺和反省)」by 史碧娃克(Gayatri C. Spivak)

論暴力的形態：恐懼vs犬儒主義

－以《現代啟示錄》中的恐懼和《盲流感》中的犬儒主義為例     

        本文試圖透過分析電影《現代啟示錄》（Eng: Apocalypse Now）和《盲流感》（Eng: Blindness）中提出的暴力（violence）的形態，來分析並對比當中的兩種暴力的形態的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或說一是種力量或壓低。首先一提，以下討論的暴力，並不是我們日常說A點對B點所施的力那種物理上的暴力，而是一種意志（或說意識形態）上的壓力或壓迫。

恐懼的壓迫

看完《現代啟示錄》後，故事未段失蹤的柯茲上校對恐懼(Horror)的分析，令我對當時的畫面很深刻，也令我去反思他指我們現代人恐懼是什麼。《現代啟示錄》藉人類對戰爭的恐懼和瘋狂指出，對人類最大的暴力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恐懼」，它來自己現代文明的道德觀對我們的控制，硬要將之執行在自己和他者身上，令我們失去人類最原始的自由。（柯茲在片尾的經典對白：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HkXl06MTpT8/）

我認為，在電影前半部提到的是戰爭的虛無和瘋狂，虛無是指就算越共、美國和法國的軍人等在戰場內已不知道為什麼而戰，他們是戰場上作為殺戮的棋子，雖然好像背負著國家的期望，但在殺與被殺中面對死亡的恐懼和道德的譴責是無比痛苦的事；瘋狂是指他們在這種處境下，只有以執行命令之名才能合理化繼續進行的殺戮任務，也只有這樣作為軍人的身份才能在絕望的戰場中活下去。在電影最後一部分，威德拉終於找到柯茲上校，可是他初見威德拉就對他說：「你想過真正的自由麼？那種凌駕於他人的觀念甚至自己的觀念之上的自由。」由這裡開始，柯茲就開始對道德的批判，「真正」的自由不可以立足於價值判斷之上。然後，在黑暗中的柯茲對威德拉說：「你有權殺我，但沒有權審判我…與恐懼為友，否則他將會成為你最可怕的敵人…利用原始的本能去殺戮，沒有感情、沒有判斷…沒有判斷，因為判斷會打敗你。」這段話的意思是恐懼，一定會存在在我們的思想內，與恐懼為友的意思是，不是去跟隨或與之妥協，而是去面對它和面對它，務求對它處之泰然，不然就會受它所驅使。面對恐懼，就是反思身處社會的給予你的價值觀，不要受它驅使去殺人！最後，威德拉將柯茲殺死那一幕，就像將牛殺掉的獻祭一樣，對於威德拉來說，這次殺戳僅只是為了他自己，因柯茲就是現代文明給他的牽絆（軍方的任務），柯茲就是他作擺脫時現代文明的祭品，同時也是獲得真正自由的祭品。

這裡說的暴力，其實就是指現代人的受道德的監控(surveillance)，這種對擺脫道德來獲取自由的方法，與尼采那「超人意志」的概念很相近，就是重估一切道德和擺脫社會關係，再由自己建立一套由自身慾望出發的價值標準。他指，擁有超人意志的人，他們會放棄身處中的社會關係，也不會跟隨日常成功與失敗標準，掃除一切阻礙他實踐個人意志的東西和人，其實這種說法跟柯茲甚至最後的威德拉很相似，擺脫道德和社會關係來獲取自由的意志。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由起床那刻開始，行為就開始受恐懼纏繞，不想擦牙但怕牙齒會蛀，不想浪費時間想穿什麼合適的衣服但怕面對別人的奇怪眼光，不想受GPA驅使下花心機寫一份功課但怕成績不好不能一級榮譽畢業，不想打一份自己不喜歡的工作但怕照顧不了家人，回想起，其實「怕」這個動詞滿佈日常的說話裡，例如「你不怕什麼嗎？」和「我怕如果不這樣就會怎樣怎樣」等等。這個「怕」字來得輕易，可見我們習慣了恐懼，同時也內化了令它變成我們思想的一個原素，視它為個理所當然(taking for granted)，令我們不能去面對它，受它操縱。生活在一個現代都市的文化中，社教化已經灌輸了什麼東西應該做不不應該做，在社交生活受他人也受自己的監控，為何同一個社會的人他們的價值觀某程度上很相似，就是因為現代文明的將道德倫理轉變成對人們無孔不入的監控，如福柯用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來批判現代文明一樣，由空間設計到自我建構，無一不受論述（discourses）所 監控，恐懼這個東西，已經成為自我的一部分。但是，就如柯茲所說，既然恐懼不能消除，想有自由，就只能與它成為朋友，其意思就是當我們意識到恐懼時，就要捕捉和認清它的面貌，但不是協調，而是與之談判(negociate)。

「視而不見」的犬儒態度

有時和朋友玩遊戲，即使蒙著眼睛幾分鐘，那樣看不見的恐懼也很強烈，而《盲流感》的「看不見」，我想不單上眼睛看不見，而是令良知上看不見。這使我想起最近在內地一個小女孩被兩輪車子撞倒，躺在地上，可是大部分經過的途人卻「視而不見」，這種人的冷漠，才是真正的失明。《盲流感》講述一群因為感染盲症而被迫進入收容所隔離的人，他們因「看不見」改變原本的交往方式。

　　對我來說，這個故事有兩重意義。第一，我認為他們重拾「看見」(vision)其他人的能力，在各人未感染盲症前，在日常生活中與其他人交往是靠大家社會中的角色，例如醫生、工程師、商人、無業者，甚至一個盲人，每個稱號中也有既定的概念，這是社會給予我們的視力(seeing)。可是到人們進入收容院內，所有的社會角色也不管用了，就像是回到一個原始狀態的社會。在盲人的世界裡，每個人的聲音是獨特的，這種溝通方式使各人「面貌」變得立體和具意義，而不是靠一種「不需看見」的社會角色來確認。在這種群體裡，每個個體都也每個人需要互相依賴，同時也令他們所作所行也希望為群體著想，貼切的例子是當支配食物分配的一伙人需要用女人的性服務來交換食物時，那位日本女人在她的丈夫反對下，仍堅持自己犧牲對丈夫的忠誠來換食物給大家。第二，到故事的後半後，多是描述各個房間的人受到支配食物分配的一伙人的壓迫，縱使個人及其他朋友的溫飽、肉體、道德和尊嚴都給人操弄和踐踏，但是所有人都不敢反抗不公義的事情。他們對不公義事情的忍受和忍耐，可能是他們物質條件所限（即失明、行動不便、溫飽受別人控制）令他們採取消極的態度面對，但這種縱容，才是人真正的失明──「視而不見」。故事最後表明，老套點講句，其實只要能鼓起勇氣團體起來，一場反抗其實來得比想像中容易。

這個故事中指出的暴力，其實不是指物質條件所限，而是我們對不公義「視而不見」的犬儒態度。這種「視而不見」的盲，使我們就算知道有壓迫和不公義的事情，也不敢反抗所受的壓迫，也不動腦去想想反抗的可能性，最後只有在壓迫中苟且求存。其實，很像我們身處的社會，香港人那強烈的政治無力感，縱使大家都知道政府做得不好，但大家都心想「我們又能怎麼樣呢！」，例如強積金將打工仔的血汗錢來給銀行投資、公屋居屋有需要但政府就也不起、行政長官不是普選出來等等，可是，大家都認為沒有能力改變現況，也不是自己的責任，這種「視而不見」的態度蒙蔽了我們的良心，一個追求公義的良心，最後就很可能變成附和拖暴者的施暴的暴力。對於這種暴力，我們不是沒有談判(negotiate)的方法，就是我們要視大家為一個整體，公義這是一個整體的概念，以公義這種道德責任去鼓勵大家去反抗。方法就像《盲流感》一樣，我們互相認識身邊的人，令到每個人的面貌也變得重要，了解他們所受的壓迫，為他們的遭遇感到憤慨。

結論

這兩種暴力的意識形態，令到人們改變不了受壓迫的狀態。《現代啟示錄》中所指因恐懼施加於人的暴力，與《盲流感》所指的犬儒態度施加於人的暴力。前者是要一種道德上的約束，恐懼規範著我們思想上自由，以社會的價值觀去審判(judge)個人與他人的行為。 與前者所受的道德約束不同，後者卻是一種犬儒態度下的自私和冷漠，這種態度與道德上的正義決裂，使個人對不公義的狀態採取消極和被動的態度，例如港人對政治的無力感使到個人著重關心自己的利益，漠視其他人所受的壓迫，最可怕的是使人失去改革社會的想法。

這兩種對暴力的概念有哲理上分別，所以，跟這兩種暴力談判的方法也有不同的實踐。要面對日常生活中的恐懼，就要意識恐懼的存在，避免以道德價值觀審判自己和他者的想法，嘗試擺脫只有對與錯的看法，重奪思想的自由和原始的慾望。與這種擺脫道德規訓的反抗方法相反，要反抗犬儒態度令個人對不公義狀況「視以不見」的狀態，就要令他們重拾道德上的正義，讓他們關心身邊受壓迫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