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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5, 2012

《打擂台》: 練武,作為一種職場「失敗者」的反擊

「不打不會輸,要打,就一定要贏」--羅新的「擂台」格言


下文會以《打擂台》這部2010年上映的港產電影作分析,先從梁景祥這個瘦弱無能的角色如何擺脫職場中的無力感,以練武、打擂台的精神來重新尋獲自信。然後藉《打》中師徒與師兄弟之間的相處,強調一種「師徒男性社交」,我認為是可以超越、挑戰職場中「男性競爭」的社會關係的特質。

以武術重拾自信
《打》中的主角梁景祥,重投習武的,表現職場以外的另一種剛陽特質-追求正義,並重拾做人的自信。並重拾做人的自信。對於打工仔來說,工作時的表現和待遇常常對一個人的存在感或自信有直接影響。我們在工作中只能透過靠賺得多少、職位的高低等來評定一個人的工作能力,甚至變成構成一個人的能力和自信重要因數。常聽到的「事業有成」這句話,對於我們產生一個男人的想像尤其重要,對於男性更是一種由社會而來的壓力。

而在《打》的故事初頭,就用旁白將阿祥介紹成一個失敗男性的模範:「讀書不成,做人又失敗,更患上了哮喘病,像隻軟腳蟹一樣,在地產公司裡只可以做些基層的工作,所以他是一個活脫脫的失敗者,每天回到公司就是給同事罵,給人批評。越被人批評得多,就越沒有心思做事,結果就越給人批評。」

透過分析《打》中梁景祥一角,他在職場上的失敗,諸多的批評令他越感自卑,他就像走進自卑的困局一樣。他在職場中委屈求存,而身處的職場仿佛沒有改變的可能性。他在職場養成的懦弱怕事的性格,漫延到當他日常生活中。當踏入鹽田村時被小孩用氣槍射擊時,本著正義的心以教訓小孩說謊沒家教等,誰料小孩找出一群土霸來對付阿祥。在這些可看出不同領域的權力的差別,在職場上,阿祥常在科層制(bureaucray)的商業位世界中被高位的人拿來做出氣袋;現在,職場以外,身體力量上的差別,令到阿祥的正義難以伸展。但當阿祥看到潦倒的中年人阿淳將惡霸打退,還表現出對武術的執著和尊重(阿淳說可以侮辱他,但絕不能侮辱師門)。阿祥再次尋回他對武術的熱誠,並認為練武可以令他改變,能以拳頭維持正義,請求阿淳收他為徒,不想再被人打。在羅新門習武,阿祥每天進行嚴厲的鍛鍊,在武館的進步比起他在職場上的死寂令他自信倍增,在小勝他的寂敵後令他嘩然並體驗到自己變強的可能。在師父羅新臨終前,他終於明白了打擂台的真諦──「不打不會輸,要打,就一定要贏」。最後膽敢向拳王下戰書那幕,看到明顯弱勢的阿祥將「擂台」看成為個人心中的掙扎和突破,他拼死「打擂台」這種決心是「相信自已能盡力完全一件事」的呈現。雖然到最後沒有交代阿祥回到職場上的表現,但我認為他「打擂台」這種決心可以令他在有興趣的事業上會有好的結果。

在今日的經濟特區的香港,政府在2010年的施政報告也提及社會流動力,政府也要再三強調「只要努力就會有出頭天」這些迷思(myth),但現實的情況卻是:教育場域出現「世壟」的現象,教育設立給學童的較公平的「起跑線」被中產階級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破壞;市場被大財團「壟斷」,小商戶被踢出市場競爭;而在職場中的管理階層位置被上或上上一代的人主宰,高薪厚職的職位提供不斷減少;經濟的發展只著重於金融和旅遊業,令其他行業如紡織業、小販等。在高度科層化(Bureaucratized)的職場上,勝利者永遠是少數在上層的人,失敗者總是佔多數。另一方面,人在工作程序(regulated by rules)監控下被馴服,在職場根本不容許公義的實踐,所有的人文價值都被消磨至盡,一切都以追求效益(efficiency)為目標。借用《打》為例子,阿祥一心想入鹽田村收樓,他知道地產公司是以低到不合理的補償來收樓,再借助地豪惡霸來恐嚇村民,但沒有阻止。但和羅生門的一伙人生活了一段時間後,縱使大師兄阿成主動給地契他,他也拒絕,因為他強行奪人他人充滿回憶的東西不是「君子」所為,這樣對正義的執著,令到女主角解開對他的誤會,並喜歡他。

「師徒」的社會關係
在《打》的強調傳統「師徒男性社交」方式,我視之為一種超越職場中「男性競爭」的社會關係的特質。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城市生活,或者說是生存,強調的是個人的競爭力。人與人之間都存在激烈的競爭關係,學生在教育場和成年人在工作的競爭這是最明顯的例子。就像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說的那樣,人與人之合作的關係在工作場所中被異化(alienated)被互相競爭的敵對關係。但在《打》中呈現的師徒關係,縱使有權力之分,但這種權力分配是出於自願,建基於感情、信任和承諾,徒弟被師父嚴厲教導,甚至任由差遣也心甘情願。而我認為這不像傳統的父子關係,父親理所當然的對孩子有絕對權力。就像阿淳和阿成在成記茶樓等待分迷三十年的師父蘇醒一樣,就算醒不認得他們,他們也服侍周到,他們都說過:「一日為師,終身為師」,這句話要能表現這種男性社交的精髓。而師父將徒弟視如已出,在嚴厲中又帶點溫柔,例如羅新打完阿成阿淳會為他們搽藥酒、練功後帶他們去夜總會散心。最後師父臨終前認同阿淳的武功高強和阿成的內斂穩重,兩師兄弟終於解開多年的心結。這種「師徒男性社交」絕不會同於職場中上司與下屬的權力關係,以「合同」為約,上司是誰也可以,因為上司只是一個位置,不是特定的人,所以不需以感情作連繫;再者,上司與下屬之間存在必然的競爭性,令到關係變緊張。而且,這種「師徒男性社交」附有極強的道德責任(阿淳不許別人侮辱師門),極執著於所修行的「道」(例如正義),對於價值的追求優於跟蹤利益。我想這種追求價值優於利益的行為,正正是突破和超越現代人擺脫科層化中「理性的不理性」(irrationality of rationality)的救贖。

總結
對我來說,《打擂台》並不是一套英雄電影,不像打篇天下無敵手的《葉問》,因為《打》故事中的都是現代社會中所謂的「失敗者」,而且到最後也沒有成為挺救世界的英雄。但是,比起《葉問》中那順從主流的英雄實踐(對現代人來說只是一種鄉愁式(nostalgic)的安慰),我認為《打》在上述討論過的那種挑戰現化科層商業的武術精神和師徒關係對我們現代的社會關係和價值更具啟發性。在《打》中,我看到的是「人的轉念」,最後那刻,阿祥開始有勇氣去面對強敵,阿淳雖然輸了但終於和拳王打完痛快的一場擂台,阿成找回對武術的熱誠,不再向現實低頭。有人說導演林家棟是想透過以傳統「拳拳到肉」和不太花巧的武打動作重尋以前武術電影的感覺。但對於我來說,這類的武術電影代表的不但是武打動作,而是對現代社會處境的一種衝突,以武術實踐正義來衝擊那麻目不仁的科層分社會。而通常與傳統武術同場出現的是師徒關係,這種「師徒男性社交」成為執著於價值的一種相處關係,並會成為個人行為的最高目標,就像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說的那樣,我們可以藉著追求價值理性(value-oriented /substantive rationality)的行為,來抵抗過度理性化下個人行為盲目跟蹤常條例和規則的工具理性(means-oriented /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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